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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魔法师”与“撒旦的磨坊”
发布时间:2018-08-22 10:22:46 浏览次数:204

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市场并非自然生成,具有极端的人为性。综观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独立的市场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市场化”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19世纪30年代后方才形成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溃而崩溃,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当今所谓市场经济都是“伪市场经济”,实际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所谓“市场化改革”实际就是让后进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在本国扩张与嚣张。中国自由主义者鼓吹所谓“市场化改革”,理论上是错误的,政策上是危险的。

        前言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新的转捩点,何去何从,见仁见智。在“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的声音高分贝发出之后,有人则迅速应和“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正是在这一思路下,铁道部——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被推上了手术台,犹如对待连体婴儿一般实施分离手术——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在“市场化”之后,依照一如既往的改革惯例与惯性,“私有化”、“国际化”会相继到来。相关重量级人士已经放话“引入外资是衡量铁道部改革的成功标志”。 

        先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计划指导下建设了20多年,此后的市场化改革30多年,国有经济由大到小(占国民经济的56%,到如今不到27%),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是三分中国有其二(还要多)。十四大报告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际已经被“成功”跨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即便如此,中国的改革家们还要“将市场化改革坚持到底”,取得所谓的“改革红利”。依照“华盛顿共识”中国版蓝图(即《2030年的中国》),改革者试图一鼓作气全部拿下国有经济,完成“市场化中国”的伟业。作为一个学者,在惊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的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不得不佩服这些中国改革家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与世界银行、美国人的坚定合作意志。搁下中国改革近些年来是否有内外呼应、上下其手不表,作者仅就“市场化改革”目标做一些学理与政策性探讨。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者的长年累月的拼命吆喝,也招揽不了几个顾客,主流学者近乎杜绝了对市场的崇拜与迷信。“2008金融大危机”之后,积极奉行自由经济的美国,不再是炫耀资本主义优点的灯塔,而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阶级”以及“阶级战争”(CLASS WAR)意识在美国普通大众中迅速滋长。由此,驱使社会精英对自由资本主义(听任市场调节抑或任由资本主导)的反思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强调国家(通过政府)、社会(经由工会)对市场进行干预,对资本进行节制。曾因“历史终结”而闻名国际学界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中承认:“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居主导地位”。“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马丁·沃尔夫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无可奈何地叹息:“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 

        我们应当肯定这些自由主义学者敢于知错认错的勇气,但是这种“见棺落泪”或“事后诸葛”的表白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知“市场”、“市场经济”没有多大裨益。实际上,对于“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认知有很多先见之明。今天,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后,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一片“市场化改革 ”的鼓噪声中,我们取出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是一部在70年前出版、在西方非常有影响力而似乎被中国经济学界主流刻意忽视的著作。拂去历史的尘埃,不抱先入为主的偏见,随便翻阅,就能发掘波兰尼熠熠生辉的思想。个人以为,波兰尼《大转型》对科学理解市场、消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与崇拜非常必要。正如该书新版前言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个被誉为有良心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言:“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这位因揭穿“华盛顿共识”的老底而被世界银行扫地出门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如此评价,“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 

        市场极端人为性

        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市场自古就有,而且也会永远存在”,“市场最有效率,最符合人性,理性,现代性”,“可以实现自动均衡”,“可以通过渗漏效应改善穷人福利”,“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持久稳定与繁荣”等等,因此让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由市场来主导,听任市场调节。波兰尼的《大转型》会有理有据告诉读者,有关市场这些表述都是自由主义者凭空想象、编造的神话,甚或是荒诞不经的谎言。

        市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即便市场出现后,长期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交易与市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人类在极其低下的生产力状态下,为生存繁衍与自然作斗争,持续了几万年。石器时代,交易与市场有了发展,“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 

        波兰尼列出大量史料包括对原始部落的考察论证,即便在生产力发展之后出现交易与市场,“互惠行为是整个体系赖以存续的基础”。 “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交易的自然秉性,而是社会行为中的互惠行为”。 社会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和贮藏,而是“为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而生产和贮藏”。 

        波兰尼认为,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即“家计”是社会组织结构重要模式,“亚里斯多德坚持把为使用而生产——不同于为逐利而生产——作为家计经济的本质。把为逐利而生产的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希腊人称之为家计(conomia)也正是‘经济’(economy)这个词的字源”。 而且没有市场调节的日子,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未停顿,而且持续数千年。波兰尼十分肯定“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只要对诸经济体系的历史和诸市场的历史分别综览一下,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清楚。” “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社会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 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者对应的组织结构模式是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根本不存在一个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等量齐观而与与交换相对应的市场模式。

        市场是政府干涉的结果。波兰尼认为,“交换的倾向——亚当·斯密在描绘原初民的形象时很自信的表述——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倾向。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19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 “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即便在市场经济的摇篮——西欧,不仅交换与市场没有独立形态与长足发展,连包含交换与市场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长期处于抑制状态。波兰尼考证,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在西欧直到封建主义终结之时,整个社会尚无相对独立的经济秩序,亦即经济之皮内嵌于社会机体之中,既无经济之皮,更奢谈市场之毛。“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 

        社会内部有着天然的机制制约市场的发展。因此,直到今天,自由主义者无不是依赖、怂恿或操纵政府的权力,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实行市场经济。翻阅世界历史,开启近代化先河,当是英国。然而,只有当英国成功实施工业革命,急需为过剩产品找寻买主之后,发展市场经济方才成为英国政府的政策。“直到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而自由放任则变成一种好战的信条。” 正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放任热情鼓动下,英国议会废除《谷物法》(1846年)与废弃《航海条例》(1849年),由此也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

        市场经济具有“极端人为性” ,即市场不仅是政府权力创造的,而且也是通过权力控制或操纵的。“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通畅,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近代以来,很多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政府权力创造的,甚至是由政治的延伸——战争创造的,尤其是在西方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跨地区、跨国贸易总是紧随旗舰之后,而旗舰执行的是侵略性政府的旨意。不明白这一点,就去翻读中国近代史:1793年英国国王特使马戛尔尼出使大清王朝,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乾隆皇帝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市场——与英国通商,并建议中英控制、瓜分世界市场。由于清王朝不识时务,马戛尔尼使命没有实现。但是,马戛尔尼在半年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摸清中国底细。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市场之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而且此后的中西贸易主要依靠炮舰和强权加以维护。

        上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在打死阿连德总统、推翻民选合法政府、血洗整个国家后,推行市场化改革。类似智利的“休克疗法”使诸多拉美、苏东国家改弦易辙,走向市场,而且无不与智力一样是通过“铁扫帚”——政治乃至军事强权来实施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即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要么是干扰它们的自由运行。” 一个市场在通过政府权力确立以后,还需要通过政府权力不断打击、清除反市场力量,如此才能确保市场机制的运行。

        其实,从“经济学”概念演变也可窥见包含“市场”的“经济”的短暂历史。现代西方“经济学”源于“政治经济学”,1615年法国的蒙克来田撰写《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正是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1870年马歇尔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定亚当·斯密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鼻祖,并认为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起源研究》(简称《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起源。但是,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他还撰写了另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即《道德情操论》(1759年)。只有把《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放到一起,甚至将《道德情操论》置于《国富论》之上,我们才能完整探究斯密的经济社会思想。实际上,斯密先写《道德情操论》后撰《国富论》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道德哲学”,所以只提《国富论》而不提《道德情操论》本身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道德哲学”研究的是社会问题。“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 ,而“经济”长期内嵌于“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此市场的独立与显赫的神话又从何以立足?

        市场:撒旦的磨坊

        波兰尼认为,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实际就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甚或妇女的贞洁等等,都会卷入市场的磨盘碾个粉碎。《大转型》一书共21章,波兰尼竟用8章来论述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

        市场有使一切变为商品的倾向。市场从属经济,而经济长期内嵌于社会。然而,市场一旦得势,就有把一切资源变为商品的倾向。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三大核心要素,原本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土地不过是自然地另一个名称,…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然而,三大要素都是在“极端人为性”干预下才成为商品,并且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与货币市场成为市场体系的“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

        市场具有商品化一切的倾向,不仅是土地中包含的各种自然资源、人类中包含的各种社会资源,甚至还有货币与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国家是社会共同体最坚硬的外壳,以高度组织的方式来保护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但是,在资本逻辑作用下的市场,发起一轮又一轮碾平国界的运动。“世界是平的”,不仅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要求,更是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代理人——自由经济学家的殷切期待。“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国家并不存在;交换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后者的政治忠诚就像他们的头发颜色一样无关紧要。”  

        今天,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商品化倾向更为严重,甚至正不断努力把水、阳光、空气——这些“造物主”在创造生命之初就无偿地赠与了人类——逐一变相变为商品。商品化的途径依旧是努力使之具有稀缺性,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故意或放纵)污染,使水和空气变成了商品,矿泉水、纯净水销售与日俱增,城市空气污染使得市民周末出城旅游成为“时尚”;通过杂乱无章的城市化,使阳光变成了商品,向阳采光良好的住房会有更高的价格。

        市场的垄断性与操纵性。市场竞争通常会在“优胜劣汰”下走向垄断,走向操纵,如此完全走向竞争——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对立面,从而终结了市场调节的有限有效性。当商业资本升华到产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阶段后,经济金融化使操纵越来越便捷——省时省力省钱。如此,所谓“无形的手”基本显形为垄断资本操纵之手。

        在国际市场,横贯各行各业都是跨国垄断企业,可以说没有一种产品价格真正是所谓市场调节形成。在国际金融领域,多年来金融操纵风险远远胜过一般市场风险,即便涉案私了(庭外和解)不断,但是纸里包不住火的金融丑闻还是层出不穷。2011年初暴露的伦敦LIBOR丑闻,便是最新一起骇人听闻的金融操纵案。

        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只关注“市场风险”,无视甚或根本不承认“操纵风险”,视之为无稽之谈的“阴谋论”,是弱者的心态。次贷危机爆发后,道德风险充满各类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强大国家通过(量化宽松等金融政策)向弱小国家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如此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方才不得不正视金融领域内的“操纵风险”。

        市场的盲目性与滞后性。在“经济人理性”的趋势下,市场主体有着鲜明的趋利避害特点。有利可图尤其是潜藏大利时,投资者便一拥而上,导致供给过剩,造成资源浪费。为提高竞争力,商品与服务提供者,尽可能降低成本,于是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不仅造成秩序的混乱,而且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利益。

        近些年来,正是在市场调节下,高能耗、高污染的光伏行业一拥而上,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短短几年间,中国集中了世界60%的产能,过剩幅度甚至高达95%。与此同时,一些关系民生、公共福利等事业,因为没有眼下获利生钱的机会,通常很少赢得投资者的惠顾,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如此,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养护无人问津,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无人关心,高尖精技术攻关无人过问。

        市场为“看不见手”所驱动,变幻莫测,令弱小分散的市场主体难以甚至无所适从。近些年来,中国农产品、畜产品尤其是是猪肉供给,不断遭遇周期性波动,猪肉价格如过山车,相关农户饱尝了苦头。这种盲目性与滞后性将经济风险不断累积,倘若不能得到适时降解,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危机与市场如影随形。历史上的市场经济,的确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而不断发展。这犹如“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再合上也无济于事。“撒旦的魔方”一旦启动,就会依照自己的节奏运行。市场经济在它确立后,在资本的驱动下,在权力的协助下(政府力量对付社会反市场力量),短短百年间一路奔向它的最高形态——金融垄断资本主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危机。在经济金融化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金融杠杆化不断放大风险,扩大危机。小市场大危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频繁。以前,机构破产,国家拯救。经济金融化下,金融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国家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一旦发生危机,很容易将国家置于破产境地,冰岛、希腊、塞浦路斯等不断重复这种悲惨命运。而且随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危机越来越频繁,冲击波越来越强烈,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很显然,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带来了危机全球化。危机不仅有经济危机,还有社会危机。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三大社会要素本不是、也不应成为商品的要素,然而在现实中却成为了商品,自由主义经学家把这些关键要素的商品化看成是一种进步,波兰尼则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它违背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资本主义为此付出代价——经济危机的爆发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一点上,卡尔·波兰尼与卡尔·马克思这两位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有着高度共识。

        “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抬轿人”。然而,市场调节具有“马太效应”,即给予你多余的,拿走你不足的。市场调节的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由此导致两极分化,即“闻所未闻的财富被证明是与闻所未闻的贫困密不可分的”。 如此令西方多年来无比自傲的“纺锤状社会”,因中产阶级坍塌而蜕变为“M型社会”,出现了1%与99%的对立。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 这种不断变迁——改革——折腾,正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加以警示的:不应为革命的激情所驱使,保守是激进必要补充。因此,要确保“变迁者”不被新的变迁所否定——正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悲惨命运那样,经济上不能任由市场自由调节,政治上也不能任由政府不断折腾,改革应当有度。

        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迁高度契合。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三个历史阶段。在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劳资双方处于一个“共同体”——生产企业之中,有着共同创造与分享价值的牵连,因此尚有对话和解(如何创造与分享价值)的余地。“福特主义”就是劳资和解、俱荣俱损的杰作。“福特主义”盛行时期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最富有活力、生命力与吸引力时期。

        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阶段,“福特主义”为“摩根主义”所取代,由于经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金融资本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垄断者为无尽的贪婪所驱使,积极谋求利润而不是创造价值,而且总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甚或独占利润,哪怕“于乞丐钵中取食”,打劫那些贫弱穷困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谋求的是相对稳定与秩序,因为组织、生产、销售商品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而金融资本越来越厌恶稳定与秩序,就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金融资本越来越习惯利用甚或制造市场动荡,在“做多”或“做空”中赚取利润,火中取栗。“金融市场是通过制造恐慌来进行统治的”。 金融投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机,经济动荡。产业资本成就的中产阶层,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掠夺而不断萎缩,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如此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崩溃与毁灭。

        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论证或描述市场经济的崩溃与毁灭,但是市场经济的崩溃与毁灭是以金本位制崩溃为标志。

        “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生是金银”。世界经济的演绎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最终选择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而且有且只有黄金真正充当世界货币。以黄金为本位的国际货币汇率,才能排除国家干预与操纵。如此,只有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经济体制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金本位制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卫士”。金本位以及由“黄金输送点”确立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市场体系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关键。

        金本位制是一种自动导向机制,是经济自由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开端,没有它的话,市场体系就不可能运转”。 然而,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重挫,在1929年大危机的打击下最终解体。在1929年大危机冲击之下,当时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英国(于1931年9月)与美国(于1933年6月)先后放弃金(块)本位制,标志金本位制在一国乃至国际的崩溃。1944年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名义上称“金汇兑本位制”,实际已经不再是金本位制,至多只是金本位的残余。然而,就是这么一丁点残余,到1971年也无法维系,“尼克松冲击”结束了“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彻底埋葬了金本位制 。卡尔·波兰尼坚定地认为,“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金本位崩溃后,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货币。由于信用货币每时每刻都处在管理当局(中央银行)的监管(操纵)之中,因此用信用货币润滑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质上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合为一个整体。……三个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继签证制度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丧失)之后,各国普遍成立中央银行以强化货币管理(自动调节的货币体制彻底消失),以及在主要经济体成立商务部或外贸部管理对外贸易(国际自由贸易名存实亡),如此市场体系的“三个信条”逐一告破。因此,依照卡尔·波兰尼的逻辑,那么今天的所谓“市场经济”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抑或都是“伪市场经济”。

        波兰尼有关“市场经济失败”的论述,得到了当今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充分佐证。依照西方规范的学术观点,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名义上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混合经济”,即同时发挥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的混合作用。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当今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中反复宣扬:现代国家的经济应该是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经济”,即一个是自由市场中的私人经济部门,另一个是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经济应该是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经济自由主义者执迷自由市场调节,上世纪70年代趁世界经济之乱与国际秩序之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经济复辟运动”——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在英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恢复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结果无不以金融或经济大危机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执着的“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理由是计划经济已经失败。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是:苏联的失败是苏联经济的失败,苏联经济的失败是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指令性计划的失败是计划的失败,而计划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由此结论,苏联的失败是市场的胜利。其实,指令性计划只是苏联模式中一种因子,多重复杂的因素导致苏联的失败,因此苏联的失败显然不能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失败,因为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战略性计划、策略性计划,即便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等都在频繁使用计划,因此指令性计划的失败不能等同于计划的失败;经济调节手段并非只有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还有重要的社会参与,政府干预的也不仅仅只有计划,还有税收、奖惩等多种措施。一个国家在市场调节、政府干预、社会参与当中依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制定出多种多样的经济政策,因此即便有“计划的失败”也不能等同于“市场的胜利”。而且,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失败,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先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失败,正是在市场经济失败后,才有国家选择计划经济,或调整经济组织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恰恰是在美欧的市场经济失败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世人由于受舆论、学术甚或政治的误导,错误地认为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其实那至多只是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失败,即便如此,市场经济或严谨地讲,自由市场经济先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失败。因此,以“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能成立的。举国动员,费尽周折,成本高昂,建立的是一个早就失败了的、抑或虚幻不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或思想僵化,或食而不化,或为某种利益绑架,至今仍顽固坚持对市场的迷信与崇拜,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照搬西方早就过了气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在中国大肆兜售。好像国际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金融经济危机,好像西方根本没有发生风起云涌的阶级抗争运动,好像整个世界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他们无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执迷于“市场化改革”,要么是以己昏昏岂可使人昭昭,岂可使国家走向繁荣光明?要么明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市场经济,依然搞所谓“市场化改革”,如此岂不是别有用心?

        市场化隧道只会越走越黑

        市场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波兰尼写道:“经济自由主义乃是一个社会致力于创建市场体系时的组织原则,渐渐地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 很显然,在经济自由主义那里,自由调节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模式,一类手段与工具,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没有事实与逻辑可言。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信仰、意识形态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任由这种信仰、意识形态泛滥,“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所谓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实际是将市场当成目的,当成信仰,当成意识形态。其实,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作了清晰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显然,小平同志只是将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而且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过分强调哪一种手段,甚至把市场调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最终都会难逃失败的命运。自由主义者个人身败名裂是小,国家民族损失则难以估量。因此,在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日薄西山之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借助美国的昏黄路灯,来找寻中国民族崛起的出路,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国家与民族误入歧途或落入窖井。

        必须节制资本,约束市场。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任由市场扩张,任由资本疯狂,社会、国家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其实疯狂的不仅是资本,也有为资本豢养的代言人。因此,“阻止市场的磨盘继续碾碎人们的生活”,必须节制资本,约束市场。

        节制资本、约束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积极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先生一方面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又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先生认为,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民生主义之要义,即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样既能“防资本家垄断之弊”,又可“合全国之资力”以发展实业。 

        节制资本,首先使用国家权力为资本设立一个框架,即资本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其次就是把社会力量引进到企业当中,充分利用工会来约束资本,或职工变相持股、参与管理等方式,这就是资本社会化。以国有化或社会化节制资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德国企业的“国家金股”与监事会高于董事会的设置,然而历史证明国营企业是节制资本最有效的方式。中国国营企业曾经探索出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对企业实施国有化控制、社会化管理是非常有效的,使个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都能得到兼顾的一个很好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和组织形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有道路自信,无需对西方的“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顶礼膜拜。

        政府应当站在社会一边,而不是市场、资本一边。近代以来的国家世俗体系中通常存在三大力量,即政府的权力、市场(抑或企业、资本)的钱力以及社会的民力。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力量失衡,钱力无边,既攫取了权力,又俘虏了民力,近乎“市场化”了一切。因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可持续健康的国家机体,应当以社会和谐建设为中心,政府必须摆脱资本的羁绊,与大众站到一边,为人民服务,为自己执政的基础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为市场服务、为企业服务。但是,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就是为资本服务,而且在日趋开放得国际大背景下,实质是为跨国企业服务、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

        经济原本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内嵌于社会。是社会决定经济运行方式,如市场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社会,更不是市场决定社会。金本位制的崩溃、市场经济的失败并非是人类社会的末日。市场经济崩溃后,人类社会依旧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所谓“市场经济”基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即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调节机制,都采取“政府+市场+社会”的“混合经济”,如此才使共同体保持相对稳定。那些治理比较成功的,如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国家,无不表现出对资本节制、政府干预、社会参与的高度重视。在诸多德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中,政府会拥有一票否决的“金股”,而且企业的监事会的地位要高于董事会,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工会成员出任监事的人数不低于股东监事。如此,政府、工会在企业管理中发挥重要至少与资本家、企业家同等的作用。

        那些在自由放任的“雷池”多迈出一步的国家,即想让国民经济多些市场经济成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70-80年代的拉美、80-90年代东南亚、90年代的苏东,都实施了程度不同的自由放任,最终都以经济危机外加社会危机而为“市场经济”画上了休止符。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本土,自由市场的实践相对较长(因为美国可以通过世界强权赢得更大的缓冲空间),但是最终依旧以“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而结束。

        市场化隧道尽头没有亮光,只会越走越黑。一个经济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失衡,从来没有通过市场调节加以解决;相反,市场调节恰恰是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经济失衡最后是通过抑制市场调节、去全球化甚或极端方式——战争加以解决。“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 而且,自由调节的市场机制发挥得越充分,社会矛盾就越尖锐,阶级冲突就会越严重,由此废除、毁灭自由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

        市场经济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者“复辟市场经济运动”的再而三失败,证明市场经济早已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证明这种自由调节的经济机制业已被社会集体所排斥和抛弃。“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 ,“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的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大众大可不必像自由主义者那样为“复辟市场经济运动”的失败而颓丧,而应为“复辟市场经济运动”的失败而高兴。

        当然,市场经济的失败不等于市场的消失。“实际上,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旧可以利用计划,也可以利用市场,当然还可以利用社会。

        近几十年来,中国孜孜不倦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教育与医疗(对象是人、劳动力)、对住房(基础是土地)进行商品化、市场化,以及不惜一切引进外资与出口创汇(实际就是把货币商品化、市场化)产生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不良后果:教育与医疗市场化导致教育与医疗行业的极度混乱,以及令越来越多的民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房商品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买不起房”,更为重要的是导致虚拟经济热络,实体经济萎缩,地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货币商品化即不惜一切引进外资与出口创汇,货币主权乃至经济主权不断蚕食,国民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危险境地。

        让劳动者任由市场去调节,结果导致大批的沦为弱势群体的“下岗”工人,诞生了庞大的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的“农民工”,共产党执政的“工农基础”严重削弱;让土地任由市场去调节,结果环境被严重破坏,农田被大量侵占,农村持续凋敝,城镇化蜕变为房地产化,而房地产最终泡沫化,严重威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让人民币任由市场去调节,人民币被美元不断替代,国民经济中美元经济成分越来越高,结果是货币主权被严重侵蚀,通货膨胀严重,国家被事实割裂为沿海的倾向依附型美元体系与内陆的相对独立型人民币体系,十分类似“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经济社会状况,只不过当初美国是南北问题,而今天中国是东西问题。

        劳动力、土地与货币三大要素商品化,名义上是由市场调节,而实质都是人为操作(权钱联手)的结果。工人“下岗”不是市场竞争淘汰,而是私人资本借助政府力量所为;土地被侵占而炒作,同样是开发商与政府联手谋利所为;人民币在“市场”调节下不断升值,则是美国政府与国际垄断资本联合施压、国内“屈服”所为。“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货币主权不断被侵蚀,是“中国困局”最重要、最危险的因素,也是“中国破局”最难解的“高尔迪之结”。

        “撒旦的磨坊”不仅为中国生产了巨大的GDP,也把中国一切美好的东西——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甚或妇女的贞洁等等,都会卷入市场的磨盘已经或行将碾个粉碎。由此给中国造成一系列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三大要素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物贵人贱,物是人非,经济紊乱,社会异化,道德滑坡,政治沉沦。有鉴于此,近年来,政府与社会正以百倍的努力、千倍的代价对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的偏向加以纠正,教训极其深刻。因此,中国不可以依赖市场化来繁荣经济,否则民族崛起的“中国梦”无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可能都无法为继。

        当今国际市场是一个高度被操纵的市场,一国在开放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或实施“市场化改革”——完全由市场调节,实质就是由资本调节与主导;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实际就是令国家放弃经济调控主权,任由跨国垄断资本嚣张,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与仆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滑向一个我们不知底细、无定价权、无话语权、无参与机会、无利润主导的方向。“市场化改革”的许诺是非常虚幻的,前途是极其危险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