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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新殖民主义理论陷阱与中国产业发展困局
发布时间:2018-09-05 11:03:24 浏览次数:205

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比较优势”理论是典型的强者送给弱者、主人送给仆人的理论,是昔日大英帝国努力向旧大陆(欧洲)与新大陆(美洲)兜售、借以建立殖民统治体系的理论。今日游走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照比较优势与自由主义,而是用竞争优势与国家主义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民族崛起的。在保护中成长的美国,在自己崛起后,接过英国的旗帜,把自己弃之如敝履的“比较优势”与“自由经济”,重新设计包装——“新殖民主义”,全力兜售给其他后进国家,很多后进国家视之如瑰宝。多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不折不扣地遵循“比较优势”理论与“自由经济”原则,如此令中国东部沿海纳入了既广且深又牢的美元体系,使中国经济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产业链的一环,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受到严重侵蚀,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中国正陷入“增长而不发展”的附庸化困局。

        西方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在保护中成长

        国际自由贸易、世界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比较优势”,该理论是典型的强者送给弱者、主人送给仆人的“礼物”。 保护主义是剑,自由经济是枷。纵观世界历史,英、法、德、美等列强无不是执剑弃枷,在保护中成长、崛起。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非一开始就完全奉行“自由贸易”。在世界经济史上,鞭先着的发达国家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常常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后进国家“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正如“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创始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一书中强调,世界上没有普遍使用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每个国家都应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李斯特强烈质疑当时的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动机,“当一个人爬上了高峰以后,他就会把自己逐步攀高时所用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婆心的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他们,他过去走了多少弯路,犯了多少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富国都使用了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等手段,来促进他们的初创工业的发展,其中不少国家,尤其日本、芬兰和韩国,还严格限制外国投资。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奥地利、新加坡等,采用扶持国有企业的方式,来促进关键工业的发展。总结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英、法、德、美等国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都选择了“国家保护”,以避免民族工业在发展的早期遭到冲击,在民族工业基础得以巩固之后才推广“自由贸易”,而后则“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交替运用,随机应变。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17世纪,企图建立海上贸易霸权的英国与号称“海上马车夫”、转口贸易大国荷兰,发生着越来越激烈的冲突。1651年和1660年英国议会两度通过《航海条例》,要求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雇佣英国水手的英国船只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北美及其它英属殖民地的货物,以及所有由英属殖民地输出的货物,都必须经由英国转运,收取关税。为了使《航海条例》成为国际规则,英国发动了三次英荷战争,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条例》,从而确立了海上贸易霸权。1699年,为保护对当时的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毛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1700年,为扶植根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棉纺织业发展,英国禁止从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进口棉布。为保护尚在摇篮中的幼稚工业,英国通过高关税以限制几乎所有的制造品进口。1797-1845年间英国大多数年份关税率是30%-35%,最高的年份达到65%。历史证明,正是经济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培育了英国的产业,使英国日趋强大。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但是直到1846年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才走上了自由贸易之路。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英国历时200年。

        在美国,斯密理论曾误导无数读者包括许多圣贤,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就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杰斐逊坚信,自由贸易可以为美国带来繁荣。但是,联邦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国家应保护民族工业,强烈反对自由贸易。早在1791年,汉密尔顿就向国会递交了《关于制造业保护的报告》。在《报告》中,汉密尔顿主张国家需要一项庞大的计划来发展工业,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应该保护他的“幼稚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冲击,直到他们能自立之时。此外,在《报告》中,汉密尔顿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美国工业发展的措施,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重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关税减让、奖励发明和专利等。但是,当时主导美国政治的南方种植园主对发展制造业毫无兴趣,他们希望出口农产品、矿产品,以最低的价格从欧洲进口高质量的工业品。

        历史证明,从结束殖民统治到爆发第二次英美战争的三十多年间,美国充分利用自己在农产品、矿产品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奉行自由贸易,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这种没有制造业支撑的繁荣具有某种虚幻色彩。1812年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首都华盛顿、经济重镇纽约被英国人烧毁,第一夫人狼狈地从窗户中逃窜。如此,彻底打破了自由贸易主义者通过实行自由贸易使美国走向繁荣强大的美梦,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家强大。1814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走上了经济保护主义的道路,通过了一系列关税立法把进口关税从1816年的25%提高到1828年的50%,大力扶持民族制造业。尽管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议在此后100多年来一直存在,但是国家保护工业的政策非但从未动摇而且不断加强。美国的经济保护主义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为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到19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直到1944年,大发世界战争财的美国,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此才接过英国的自由贸易大旗,走上了向全世界宣传、推广自由贸易的道路。

        欧洲的另一制造业强国德国,也是通过实行保护“幼稚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道路,实现了制造业的强大。面对斯密与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的诱惑,德国人理智地选择了李斯特的主张。1879年脾斯麦宣称,“门户开放”会使德国的全部产业发展和经济地位蒙受损失,而实行贸易保护的一些国家正在繁荣起来,脾斯麦所指的“一些国家 ”就包括美国。正是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与脾斯麦的“铁血政策”相结合造就了德国的强大。

        日本、韩国抛弃比较优势的神话,演绎了竞争优势理论、国家主义政策实现国家富强的新例证。如果依照比较优势理论,韩国应当出口高丽参、泡菜、鱼、钨矿石等初级产品,或者出口假发、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韩国却拥有诸如浦项等资本密集型钢铁企业,以及三星等技术密集型电子企业,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发达国工业国。为满足本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韩国政府于1968年成立一家钢铁企业——浦项钢铁公司。事实上,韩国不能生产任何铁矿石与焦炭,而这是发展钢铁工业所必须的关键原料,原料要从五六千英里外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进口。更为离奇的是,浦项钢铁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来管理经营,而且领导这一项目、建立一个国有企业的竟然不是一个企业家、专业商人,而是一名叫做朴泰俊的将军。国际银行纷纷对于这一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离奇项目敬而远之,但是意志坚定的韩国政府最终还是利用日本殖民统治的赔偿金,实施这一项目。今天,浦项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钢铁公司,谁也不敢怀疑诸如浦项这样的由韩国政府扶植培育的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过,自由经济学家对此讳莫如深。

        与英、法、德、美等西方发达工业强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国富民强不同的是,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一度因迷信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良方”,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设计本国的工业化道路,由此步入了经济危机、社会失序、政治动荡的窘迫境地。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拉美化”。不过,如今拉美国家已普遍实现左转,重拾保护主义以振兴民族经济,正逐一告别“拉美化”。然而,与此同时,近些年来,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拉美化”现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就曾发表长文《中国正在拉美化吗?》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混乱与无序、法制缺失、社会改革政策滞后而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由此产生社会边缘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冲突与对立日益突出,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依托一个不靠谱的理论:比较优势

        迄今,国际经济学有一系列理论解析、指导国际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垄断优势等三大理论。

        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的、外生的、潜在的竞争力,而竞争优势是一种动态的、内生的、显性的竞争力。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话语权、定价权、利润分配权的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竞争优势。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密集性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者在不同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两种竞争优势具有本质的不同,即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具有高附加值、难以替代,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集中在低附加值、容易替代,贸易条件始终不利。

        如果说比较优势立足于静态竞争力,任由企业自发组织实施,确立一国在全球产业分工,竞争优势着眼于一国的国家综合要素所塑造的竞争力,政府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垄断优势则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为出发点,强调一种更具体的综合优势。当代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组织管理、知识产权以及国际规则等方面享有的优势地位,扩大本国企业的垄断优势,确保在国际产业分工领域的高端(高利润)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是“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只有“好的贸易”(贸易条件有利或不断改善的贸易),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即便是“好的贸易”也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类要素。实际上,内需与投资比外贸对促进一国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更加重要。世界经济史清晰表明,与竞争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相比,比较优势理论最没有说服力,也最不靠谱。

        垄断而且是跨国垄断,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调与原色。所谓无所不在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只是存在于自由经济学家所鼓噪的论文、书本与臆想之中。纵观百余年来的世界经济,在国际市场,于各行各业,横刀立马的尽是垄断资本。跨入新世纪,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49个是国家;全球最大的6家巨型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均超过1100亿美元,而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的GDP超过这一数额。

        当今世界共有7.8万家跨国公司,其中以美欧日主要发达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跨国公司的份额已占全球总产值的1/3以上,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以上,全球贸易总额的60%以上,以及世界新技术及知识产权的7成以上。‚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占世界GDP的25%,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并且控制着60%的世界贸易、80%以上的世界直接投资、90%以上的民用科技开发与转让,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领域中占有越来越强的垄断地位。

        在制造业方面,世界飞机制造业主要集中在8家大公司,大型商用飞机近乎由波音、空客两家垄断,汽车及零部件也主要集中在通用、福特、大众等10家最大的汽车公司;在新技术产业方面,全世界的计算机和办公产业集中在IBM、惠普等9家大企业手中,微软更是一度占据世界软件市场近90%的份额;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基本商品的贸易;……

        在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如火如荼的态势下,后进的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的治理能力不断削弱,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个没有边疆的“公司帝国”,与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呼应,由此编织了一个既大且牢、始终有利于强者的秩序与体系。因此,中国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所推导的自由竞争或自由贸易政策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广泛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由此使“四大力量”——国际分工能够提高社会效率的动力、市场促进财富创造的活力、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潜力以及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的能力——得到相互激发与充分释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生产力,“中国制造”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并且以“卖什么什么就贵,买什么什么就便宜”深刻影响、冲击与震撼着世界。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例在1995年只有5%,而如今上升到大约15%。有200多种“中国制造”居世界第一。世界70%的DVD机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有句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中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这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的贡献。但是,中国释放的是低端生产力,高端生产力则被忽视、被挤压、甚或被消灭。由高端生产力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实现自主创新的前提,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比较优势立足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如今,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把人视为一类资源进行开发,不仅违背传统伦理,而且也必然遇资源衰减与枯竭问题。根据相关统计,中国在2016年达到人口顶峰后,将会拥有跨记录的8.1亿适龄劳动人口,届时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也将达到顶峰。与此同时,“银发浪潮”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汹涌而至,中国未富先老而丧失“人口红利”,如何在“廉价劳力”这一国际分工的低端立足,如何继续“还要做20年、30年的衬衫”。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局:增长而不发展

        国际分工状况不断恶化。“入世”极大地激活了中国财富生产力,但是中国分享的财富非常有限,比例少得可怜。这是因为在国际分工中中国集中于产业链低端——劳动密集产业,贴牌加工制造——利润极其微薄,依照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曾经的描述,“中国只是赚取一点面包屑而已”。

        芭比娃娃和iPad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代表。全世界50%以上的芭比娃娃由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成本,中国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而标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国售价每台499美元,其中LCD平板占95美元、苹果A4处理器占26.8美元、16GB存储器占19.5美元。每卖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40万员工仅得9美元报酬。芭比娃娃与iPad是中国两个极富代表意义的“代工产品”,由芭比娃娃到iPad,“中国制造”的代工技术显著升级,但是中国从这两项产品中所获取的毛收益占整个产品的比价却从3.5%下降到1.8%,窥一斑而见全豹,中国的国际分工状况非但没有因中国代工制造升级而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一般可以获得20-25%的年利润率,而中国通过外贸积攒的外汇储备再投资美国债券,通常只能获得3%的年利润率。跨国公司可以在美国融得低廉的中国资金,然后对华投资,即可获得高额回报。如果跨国公司进行证券与地产等投机,获取的回报则更高。

        对外经济依赖显著增加。“入世”十年,中国没有获得与GDP同等增幅的利润、财富增长。企业利润长期微薄,如此没有相应的实力从事技术、人才储备与品牌培育,没有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工人工资长期低廉,消费能力非常有限,如此内需疲软无力,国民经济增长愈发倚重外部市场。本土企业利润微薄,外资企业又享受各种优惠,如此政府很难从制造业获取更多的税收,只有越来越倚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虚热实冷,经济泡沫愈发严重,国民经济内外失衡愈发严重,对外经济依存愈发严重。

        外贸依存度过高,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中国GDP和外贸总额中的比例过高,外资在中国资产存量比例过高。2001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38.5%,2006年达到64.9%,2010年虽有降低但仍然达到51.0% ,远远高于一般发达国家。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出口额始终占据中国总出口规模的50%以上,2006年曾接近60%,此后微有下降,2010年仍占54.7%。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族企业在中国整体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不高,从中长期来看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此外,中国的存量资产约1/5属于外资(近乎都是优质资产),GDP的1/3由外资创造,这些“燕子资金”所建立的“飞地经济”,在中国经济繁荣时,在顺周期时,可以在统计上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中国经济社会出现问题,理所当然地会从中国撤离。如此,不仅会恶化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更为重要的是,会诱发金融危机,推进经济萧条。

        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高达50%,这使中国长期受困于发达国家严格的技术壁垒。据中国科学院统计,中国数字设备进口程度,光纤设备100%,高端医疗设备95%,集成电路设备95%,石化设备85%,纺织设备80%。在中国,发明专利授权中有3/4为外国人拥有;一些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领域基本上被外企所垄断,如计算机类国外专利申请量占70%,生物技术类占87%,半导体占90%。 据统计,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或核心技术的企业约占0.03%,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中国彩电、手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关键的芯片却全部依赖进口。此外,中国出口产品90%是贴牌产品。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很大程度上扮演者世界“超级打工仔”的角色。一个世界“打工仔”,赚取一点血汗钱,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战略资源甚或经济中枢被外资控制。更为重要甚至致命的是,中国宝贵的市场——战略资源,越来越多地被外资占有或控制。2009年12月,北京交通大学发布报告指出,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像电子信息产业,外资控制度在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处在近70%的水平。国家工商总局曾公布过一项调查,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利乐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 

        曾经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如今近乎支离破碎,精密机床、内燃机等高端制造业,投资银行、会计审计、物流等高端服务业,银行清算系统、民用航空调度系统、地铁城铁指挥系统,“智慧城市”物流系统等等中枢神经网络,越来越多地被外资主导甚至垄断。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 

        能带动产业集群的行业正逐一消失。中国航空业成长迅速,世界首屈一指。但是,繁忙于中国各大机场与天空干线的清一色是波音与空客。飞机制造是高端生产,涉及千万个组件;飞机维护修理是高端服务,不仅有高额利润,而且涉及行业标准。中国曾经拥有与空客一样的研发与制造能力,“运十”早于空客下线,成功试飞,但是如今中国的一流飞机制造企业如沈飞、西飞等,却以为美国、欧洲生产飞机尾翼、侧翼而自豪。

        汽车业则是另一个典型的实例。同飞机一样,汽车制造、维修与销售同样能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与新车消费国,汽车销量由2000年207万辆增长到2010年的1826万辆,销量增长9倍,产能增加8倍,产值是2001年的10倍。但是,业内人皆共知的是,外资以40%的资本,占据50%的份额,攫取70%的利润,使用外资品牌的前5家汽车集团的生产集成度超过70%。中国自主生产的是低端汽车,销售几十部汽车往往不及丰田、奔驰等一部汽车的利润。中国在汽车市场全面繁荣、消费需求最为旺盛时,没有确立起诸如丰田、戴姆勒奔驰甚或福特这样的超一流汽车企业,无疑是“中国制造”也是民族的悲哀。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中国很难再确立自己超一流汽车企业。

        失去先机、失去最佳时机的不仅是飞机、汽车业,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无不有着或类似命运。总结“入世”十年,相关部门与人士把眼光过多放在成就上,有意无意忽视问题,因而得出的结论是,继续扩大与深化开放。如此,中国门户进一步洞开,连一度还停留口头上的“鼓励保护自主创新”的口号也在国际压力下隐藏起来。这样,无法为本民族资本提供有效保护,培植幼稚产业。尽管中国市场有着难以比拟的宽广与纵深,如此诞生了华为、三一重工等世界行业巨子,但是这种“意外惊喜”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罕。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甚或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正不断以资金、技术专利、标准、甚至是“安全行贿”优势,把他们的利益诉求、市场垄断要求写入中国的政策甚至是法律之中,遏制中国民族企业强大,谋求更多更大垄断收益。十多年前,中国就积极倡导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至今仍停留在计划与规划之中。道理简单,中国多半已被钉死在国际分工的中低端上。

        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正步入“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局。“入世”十年,作为经济增长“晴雨表”的股票市场,与十年前持平,约2200点,这表明中产阶层(股民的主力军)没有从十年的快速GDP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十年内,国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0%不断下跌目前约40%,作为社会大多数,中低阶层的年均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也与十年前的购买力大致持平,在中国经济成长最为快速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 ,即普通劳动者没有从十年的快速GDP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十年内外汇储备增长约15倍,但是若以黄金这唯一“真正货币”衡量,外汇储备增长却不到3倍,而且外汇储备仍在不断缩水,即国家没有从十年的快速GDP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而且,国家出口越多,积累的外汇储备越多,陷入“美元陷阱”越深;出口越多,资源环境消耗越多,净财富损失越大,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越没有保证;出口越多,对国际资源与市场的依赖越大,受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讹诈也就越严重,经济失衡调整成本越高,难度越大。“先富起来”的一批,多半要么跑路、要么移民、要么自享其乐,少有“先富带后富”的打算,如此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很显然,中国正在步入“拉美化”——“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