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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相互依存与实质依附
发布时间:2018-09-26 10:02:04 浏览次数:156

作者:江涌 

来源:《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

        近些年来,“相互依赖”或“相互依存”一词被频繁地用来描述中美关系,并被一些中国学者不断延伸: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战略合作;……。其实,国际关系学界很清楚,中美之间(至少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即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市场、技术、品牌,甚或人才、秩序、思想等全方位依赖,这种经济上全方位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经济依附。这种实质依附给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造成诸多被动,给国家利益与主权造成严重持久的伤害。

        名义上相互依存,实质上单向依附

        所谓依赖有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之分。对称的相互依赖在平等中有效制衡,可以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大,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在不对称依赖中,依赖性较大的一方,多半处于一个对己不利的博弈格局中,客观上授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一种特权,并由此受依赖性较小一方的摆布。看看中国对美国的依赖——

        市场的依赖。30年前,中国选择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由此中国经济日益严重依靠外需、依赖出口,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庞大的“中国制造”需要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那里实现“最惊险的一跃”,寻求价值的实现。为确保进入美国市场,摆脱美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中国曾经做了很多让步以加入WTO获得多边“普惠制”。即便如此,美国一直运用国内法制造摩擦,频繁敲打中国。

        技术的依赖。20年前,中国思确立了“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通过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来换取“先进技术”。美国是世界头号技术大国,拥有世界最多也是最复杂的知识产权。美国的跨国企业依照产品技术生命周期,在世界进行资源配置与产业链安排,中国显然被安排在链条的低端,由此产生了对美国严重的技术依赖,一直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着美国早日解除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

        品牌的依赖。中国实施外向经济,大搞“三来一补”,从事加工贸易,不仅使用他国的营销渠道,还是使用他国的品牌。为了引进外资,引进洋品牌,中国曾不惜以“政策性破产”为外资企业腾出空间,废弃自主品牌,一些国产著名品牌(如金星、飞跃、凯歌等)就此成为历史。直到如今,60%的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如此,中国以广泛动员、深入参与、巨大代价,最后只是“挣得一点面包屑而已”。

        资本的依赖。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外向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引进外资(集中为美元资本),也引进了外资所凝聚的经济社会关系,这对中国信用体制发展、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资本本性贪婪兼有阶级属性,外国资本更有国家属性。中国对外资的严重依赖,不仅破坏了既有的社会道德的底线与防线,削弱了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关键的是模糊了国家利益,迷失了发展目的与方向。

        秩序的依赖。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中国等新兴市场提供了一种“不是最坏但是又是不可替代的选择”,客观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部分有利条件。但是,现行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主要反应它们的利益。当中国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时,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居多。但是,当中国要拾阶而上,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时,现行的体制与秩序的“紧箍咒”色彩愈发浓重。很显然,如今的中国近乎被钉死在国际分工低端与底端,为美国充当“打工”甚或“奴仆”的角色。

        人才的依赖。改革开放后,在“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逐渐抛弃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代之以所谓“国际人才”。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据此为我们培养、输送一批又一批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一些次品(“克莱登”或“野鸡”大学毕业)、危险品(“第五纵队”或“经济杀手”)经过包装成为“优秀人才”,被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安排到国家重要岗位与职位,成为共和国的祸患、国家安全持久的痛。

        思想的依赖。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际是参与由美国设计与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并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式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且依照这些思想来改造中国的经济社会。例如,依照“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依照“产权明晰”理论,将国有企业推上私有化的手术台,进行股份制改造;依照“金融深化”理论,以自由化为核心设计与推进金融发展路径、开放目标;等等。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如今,这些思想意识形态,越来越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执政党的执政安危,但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想摆脱对这些思想的依赖,很难。

        与中国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是可替代的(如中国制造)、或有限可控的(如中国市场)、或恐怖平衡的(如外汇储备),即远远小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很显然,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是严重、全方位、不对称依赖,如此赋予美国越来越大的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权力。在中美“相互依赖”中,中国越发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动辄得咎。这种依赖,早就超越了“平等互利”,实质就是对美依附,至少也是正在走向对美依附。

        经济依附源于思想依附

        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实质依附,来源于美国对华持久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尤其是文化渗透,中国在获得经济好处的过程中,逐渐地被美国兜售的文化浸淫与腐蚀了,不知不觉地与美国“同舟共济”了。

        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息,而且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国崛起及美国硬实力衰减,美国借助文化渗透影响中国的方式、力度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福特基金自1988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以来,用数亿计美元,资助中国“精英”赴美考察学习,或进行课题项目研究,由此网罗了千以计的中国学者官员。福特基金只是美国文化渗透的冰山一角,在华类似福特基金致力于“洗脑”与“灌迷魂汤”的美国机构,不下几十个。即便中国堡垒有铜墙铁壁,也难敌持久而强大的内外夹击。

        文化影响思维,思维影响政策,政策影响态势。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一种勿需投入过多的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见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文化渗透引致思维混乱,思想依附导致经济依附。现代经济本质是信用经济,依照信用经济的本质,在信用货币前提下,理论上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都不会缺乏资金,因为任何主权国家政府都可凭借主权(社会主义国家还可用国有等公共资产做抵押)而发行钞票,恰当管理并无通货膨胀之忧。当初,陕甘宁边币就是这么干的,一如今天美英等储备货币国。中国之所以引进外资,一方面是对信用经济、信用货币缺乏深刻了解,更重要的是受到相关“洗脑海归”误导与西方经济学忽悠,而逐渐产生对美元及其美元资产的依赖,并由此患上了“美元饥渴症”。

        当然,现实中,每一个得到美方资助的学者官员并非都是亲美的(替美说话,为美办事),但是大凡亲美的学者官员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接受美方这样或那样资助。这也印证了中国的古话“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口软”。现实中,“拿美元手短”加上“被美文化同化”,岂有不为美国效力、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之理?所谓“吃下糖衣,吐出炮弹”,纯属自欺欺人。

        当初,中国大力引进外资,也可以理解中国信用经济不发达,居民储蓄、企业积累不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够顺利创造与较好管理信用后,当中国积累起庞大居民储蓄与外汇储备后,继续大量引进外资,而且通过优惠政策引进外资,这样的政策就很吊诡,匪夷所思。究其实质,是因为在长期引进外资过程中,产生了相关利益集团,包括跨国资本的代言人,集团利益与部门利益、相关官员个人利益(外资带来的贿赂流更大,腐败暴露风险更小)相结合,如此使得引进外资长期持续下去。

        正是美国对华实施经久不息的文化渗透,以及文化渗透下的利益输送,方有今日中国对美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依恋、崇拜和奴性,并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处于服从与被支配地位,成为新时代的诸子百家——老装(庄)孙子。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自然要进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自然要受到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渗透。一开始,中国尚有天然的免疫与自觉的防御。但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中美相互依赖,不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而是美国更多地改变了中国。在中国,“还要生产30年的衬衫”,“与发达国家实现经济互补”等等“老装孙子”的言论比比皆是。

        在美国持续持久的文化渗透下,当今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某种意义上是源于对美国的思想依附。首先表现对“美国制造”的严重依赖。“美国制造”近乎无所不能,不仅涉及可口可乐、耐克等一般物品,也包括迪斯尼、好莱坞等文化产品,还有英特尔芯片、F16战斗机等高精尖商品,这些“美国制造”中,无不包含着“美国很行”的神话。美国原可口可乐公司总裁詹姆斯·法利强调“每一瓶可口可乐都装满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精华”。

        其次是对美元资产、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对华尔街金融服务的严重依赖。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有句名言,“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美元,一个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可以无限发行的绿色纸张与电子符号,却被“世界第二大国”、“崛起中的大国”无止境地当做财富积累,反映出“美国很行”的神话被广泛而深入地植入了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反映出在文化、思想上美国的征服与中国的臣服,反映出美国的强势大智与中国的弱势弱智。

        再次是对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严重依赖。这些“公共产品”,有的具有突出的公共性,但也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如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国际经济秩序;有的则在有效期有益,过期无效甚或有害,如“美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有的分明就是一类毒品,吸食飘飘欲仙后是严重的依赖与损伤,如包装着自由民主的“美国梦”。出于迷信抑或唆使(都是思维问题),中国接触、享受这些“公共产品”,由此也就不知不觉就被美国拖上了贼船。一个所谓“金融恐怖平衡”就把中国牢牢绑定在美国巨大无穷的债务链条上。由次贷危机引发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模式与“美国神话”在世界迅速破灭,但是一些中国人努力为世界“圆美国梦”,高嚷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可以想见美国文化渗透对中国的影响之大之深。

        撒播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也是美国文化殖民的核心。美国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华盛顿共识政策牵引着中国前进的方向,至少在经济金融领域长期如此。被灌了迷魂汤的一些国人天真地认为,中美只要不断强化“经济共生”,就能自然实现“社会共荣”,以及对国际“政治共管”,由此竟然演绎出一个同舟共济的“中美国”。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健康体魄、正常智商的民族思维。

        还原历史,认清危害,摆脱依附

        正是中国对美国的实质依附,给中国造成乐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伤害:中国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破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受到破坏。中国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与自然食物链的低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无尽地消耗自己的真实资源、优美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换取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计量上集中体现在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实际情形是,巨额外储一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廉价使用,而且不断缩水,依照不断强化的逻辑与定式推理,未来被彻底蒸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正是中国对美国的实质依附,中国在经济政策上日趋丧失独立自主,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大众福祉持续受到损害。美国不断“量化宽松”,中国则保持甚或扩大利差汇差吸取泛滥美元,如此美国大印钞票却无通胀之虞,中国银根根紧缩物价却节节推进。美国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刁难、敲打、讹诈中国,在反倾销与反补贴、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市场开放等多个方面,中国动辄得咎。如今,美国不仅在经济领域持续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而且在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外交、军事乃至领土领海等多方面近乎全力挤压中国,不断穿越中国的底线。而中国似乎没有一点脾气,继续高唱“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自欺欺人(是国人而不是世人)的“鸵鸟式应对”或“阿Q式反抗”。

        依照国际关系理论,经济相互依赖既可能减少冲突,也可能增加冲突,关键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和条件,因此相互依赖与摩擦冲突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而不对称的依赖所体现的实质依附关系,可让依赖小、主动性大的一方,获得一种对依附方的处置权或支配权。美国对夏威夷的吞并就是一个例子。19世纪末,美国成功地利用了夏威夷对美国蔗糖市场的严重依赖,通过大幅限制蔗糖进口造成了夏威夷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1898年美国乘机吞并了这个群岛。今日的墨西哥、加拿大似乎正在重复夏威夷的命运,但是美国令墨加处于依附与附庸地位,集中在资源与市场而不是人口、国土。中国要摆脱被美国处置、支配的命运,就必须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附,而要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附,首先要摆脱对美国的思想依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以跪着造反。

        美国对华文化渗透高度浓缩在自由市场的教条中、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中。这些教条、理论与政策是美国新殖民主义也是美国文化殖民的核心。历史上,英美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不是依照自由经济、比较优势、“华盛顿共识”实现崛起的,恰恰相反,他们无一不是依照国家主义、竞争优势、保护主义走向强大的。当初,大英帝国倘若一开始就推崇自由市场、比较优势,那么发展毛纺织的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爱尔兰;发展棉纺织的也不是英国,而是其殖民地印度。但是,英国通过宗主国的特权,硬是剥夺了爱尔兰毛纺织业的权力,严格限制印度发展棉纺织的空间,用高关税甚或严禁出口羊毛来扶植本国纺织业,而大英帝国正是依靠纺织业起家的。

        美国崛起的道路更加艰辛与生动,它是通过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及南北内战这些“血与火”的历程,才摆脱英国施加的自由市场与比较优势的束缚,然后通过高关税壁垒(最高时达到100%),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前后历时100余年。此前,英国的保护主义沿用了近200年(从1651年《航海条例》颁布到1846年《谷物法》废除)。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日本与韩国,都是用了至少30年的时间来孵化卵翼自己的民族产业。英美等西方强大国家鼓吹的所谓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都是在成长壮大之后逐渐且有条件、有选择实施,与保护主义交替使用。因此,整个西方强大国家的成长史,与它们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新)殖民政策,存在明显偏差。

        今天,中国以及世界被美国文化殖民(洗脑)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比较优势视作经典,来指导治国安邦、学术研究工作。而自由市场、比较优势恰是一类经典的殖民主义基础理论,“华盛顿共识”则是经典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过去的老殖民主义和今天的新殖民主义一直都把它们当成圭臬(实为病原体)在世界兜售传播。消费者在消费可口可乐、迪斯尼卡通、好莱坞影片时,会自觉接受美国的大众文化;而学习者在学习被裁减、被扭曲的历史后,则会青睐美国政治哲学文化。新殖民主义的病毒就这样被感染——携带——感染。于是乎,一批又一批被改造、被同化的“伯克利黑帮”、“芝加哥男孩”成为弱小国家的第五纵队、特洛伊木马,孜孜不倦地把殖民主义理论政策当作经典在本国传播,清洗和刷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大脑。作为体大智弱的国家,中国若要摆脱经济依附与文化殖民,就必须认清新殖民主义的面目,还原殖民主义历史,切断殖民主义脐带,在当前金融危机加速国际格局的变迁中,用英美等国曾经所做的、而不是现在所说的来重构中国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