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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大部制改革要压缩部门利益的广度和深度
发布时间:2013-01-12 16:06:43 浏览次数:755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大部制改革要压缩部门利益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叶一剑 来芙萍 北京报道 2013-01-10

  6年前,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接受本报采访,对我国政府治理架构中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问题进行解读,引发巨大反响,更是被解读为与后来国家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政经变革迎来新的分析节点的时候,江涌再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其持续关注的大部制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其看来,几年来大部制改革的推进虽然距离公众期待有些距离,但也不能说已经失败,而且,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压缩部门利益的广度的同时,还要限制部门利益的深度,所以,要阶段性地来看,并做好设计。但最终还是要靠对权力的监督来实现,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来源于人民,为人民服务。

  此外,他还就正在引发广泛讨论的国进民退、城镇化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顶层设计要有战略意识

  《21世纪》:几年前,你曾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提出了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引发很大讨论,并直接构成了后来国务院推进大部制改革背景之一,但几年过去了,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如外界预期的那样顺利,你怎么看?

  江涌:大部制改革可能没有达到一些预期,这是很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工信部这样的许多部门为了适应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行政效率有了很大提升,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了。问题是,大部制改革以后,部门利益的广度减轻了,部门利益的深度却加强了。所以,大部制改革的设计是要按照阶段来的,每个阶段是怎么样的发展,设计是非常关键的。

  《21世纪》:大部制一方面带来了部门利益广度的收缩,但深度加深了,这个如何解决呢?

  江涌:这就是大部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难点之一,也是大部制改革的关键之一,理想的大部制改革既要压缩部门利益的广度,又要防止部门利益的深度。部门利益在各国都存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有市场经济就有交换,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越是什么都可以交换、买卖。所以只要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必然面临利益交换的。怎么来限制这个交换呢?只能说限制,不可能完全杜绝,那就是权力要有监督,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来源于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很多东西要透明,有些东西不便透明,比如军工,那么在内部就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比如内部审计。市场上也有很多办法来解决腐败问题,比如原来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权钱交易。但问题是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就走样了,招标就搞陪标、暗箱操作。很多东西都需要新的设计。

  《21世纪》:提到重新设计,针对顶层设计的讨论和争论很多。

  江涌:我不认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一帮精英关在屋里搞设计,然后要求大家都向我看齐。现在的顶层设计也好,还是政策设计也好,都很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顶层设计需要动员群众,尤其在今天一个时间节点上,需要考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顶层设计是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综合考量。

  另外,所谓顶层设计一定要有战略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把今天的问题推给明天,推给下一代,这是极其不负责、没有担当的做法。政府制定战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是要被后人唾弃的。

  战略绝对不是哪一个部门做的,是需要跨部门的力量。我们各个部门都在搞“战略”,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战略制定过程一定要有开放性,汇集民智,国家应该唤醒国民意识。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产业工人正给中国未来带来两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一个是科技革命,新一次产业革命我认为会在新兴市场产生;第二,给中国的社会带来极大的变化。尤其后者,农村人口还在加剧向城市流动,这些人越来越多地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西方的工业化产生了中产阶级的工人,我们当时也有这个希望,国有企业产生中产阶层,但后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工人走向中产阶层的希望破灭了。

  产业工人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未来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深刻变革,如果不去研究“农二代”、年轻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找不到国家未来的道路。

  强制撤村不可行

  《21世纪》:提到“农二代”,最近最火爆的一个词可谓是“城镇化”,在对城镇化的讨论中,乡村的存废和发展方向问题引起热议,背后更牵涉到对乡土中国的讨论,莫言的获奖,更是被解读为乡土文学的再次被发现。包括您做经济安全研究的,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乡土研究,为什么今天的知识界和文学界开始重回乡土讨论了?

  江涌:这是有必然性的,每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迷茫和迷失的时候,总是需要回到原点,回到乡土中国,对个人如此,对国家的变革也是如此。我也很认同说乡愁正在成为一种思潮,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21世纪》:但我们看到乡村也在沦陷,很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的村庄在消失,传统的乡土社会更是在瓦解,而如果按照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实施的农村社区化的城镇化思路的话,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村庄被消灭。

  江涌:对于很多地方强制性地和大规模地撤村并区运动,我是强烈反对的。对于村庄的消失,很多主政者也很无奈。最近有个报道说,很多农村只有几个人了,平均每个村是11口人。但对于规模很小的村庄,以前也合并过,但当时是为了扫盲、集体活动等,这样的合并不会改变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但现在的灭村运动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强制城镇化背后的驱动是地租收益的驱动,各个地方政府都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都在哄抢土地,都是为了获取土地收益。城市也是这样,所谓城市化就是经营城市,在这一思路下,拼命地利用土地招商,为了换取资本的青睐,一方面出台很多优惠和补贴的政策,另一方面,将更多的老百姓通过各种手段从农村转移出来,送进工厂,以保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背后就是资本的钱力和政府的权力结合的疯狂。

  政府引来投资带动税收增长,以图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是谁?“民”是谁?

  《21世纪》:你提到阶层固化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我们注意到,对国进民退的讨论越发热闹,但我的感觉是对“国进民退”有点标签化了,你怎么看?

  江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概念需要澄清:国进民退,“国”是谁,“民”又是谁?哪些“民”在退?又有哪些“民”在进?这需要做出区分,这么多年每次的经济扩张,真正的企业家有多少?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经济,30年前占国民经济约2/3,如今不到1/3了;私营企业,所谓民营经济,还有外资企业,30年前都是0,如今超过1/3,你说是国进还是民进?

  有的国企也不是原来的国企了,它们现在利益导向太明显,一味搞钱。这就需要国家对国有企业做一些分类和区别对待,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点。不能笼统地说是国有企业,唯利是图就不是“国”,“国”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些东西必须要回归,而且更加清晰,分清这些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所以,要讨论国进民退,“民”要界定清楚,到底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金融家,还是权贵,甚至是外资,不能打着“民”的旗号,浑水摸鱼,蚕食国有资产,蚕食公共服务,蚕食大众资源。现在很多“民”赚了钱就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