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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思索生命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6-09-08 10:56:05 浏览次数:1253

来源:《明月》2016年2月 第二期 

沈龙朱 演讲 应磊 整理

 

  谢谢诸位对沈从文的好意和关注。我自己是学工的,一辈子做过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后来将近二十年又转向了种花卖花,成为一个花农。我退休前的最后这个美好职业,实际还是在冰心阿姨的鼓励下转行的。我从事的行业决定了我对文学是外行的,此外,尽管是一家人,我对父亲的作品读的不全面,并不深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历史条件,在编辑他的全集以前我们家里他的作品已经散失,所剩无几;第三,即使是家里人,我对他的理解也是一个十分艰难长期的过程。所以我无法像许多沈从文研究者,以及仅仅是因为喜爱而全面、深入读过他大量文章的人一样了解他的作品。所以我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留给诸位提问,以便让诸位通过日常生活一面更多地了解您所关心的沈从文。

  珍惜他人的生命

  从小,我的父亲有过痛苦的残忍的黑暗的经历:他见证过一九一一年凤凰当地的辛亥起义失败后的残杀;随地方军队经历过对无辜乡民的屠杀场面(《一个大王》说及在龙潭的那段离奇野蛮经历,和几任司令官的下场),以及当地野蛮的沉潭、落洞习俗,他见的太多,永生无法忘却!另一方面,他又观察到了家乡湘西素朴、单纯、真实可爱(甚至是落后、迷信)的许多民风、民俗……他关心做各种营生维系着一家人贫困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他对生命的存在充满了兴趣,细致观察,而又对生命的脆弱感到无奈。他不能不思考每一个普通生命的宝贵,不能不思考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他深刻感受到生命是多么值得珍惜!

  走出湘西

  离开湘西时(一九二三年),五四精神已经传播到了那个闭塞的穷乡僻壤。他当时正在做湘西王陈渠珍的小司书,誊写公文;草拟、写布告;管理图书、整理文物;校对地方报纸…..相对于前些年的随军四处驻防,生活稳定有了保障,生命不再受到随时会到来的混战的威胁,他的日常工作也给了他读书、看报、学习各方面知识的较好机会,他看到了、研究了陈氏收藏的字画、文物,有时间练字,细细琢磨字帖……在那里他没有想飞黄腾达,但做下去,至少生活上养家糊口不会有太大问题,弄好了也许能做个小小地方官,挣得一份家业,平静地做一个小小县城里的普通绅士,也像许多同乡人一样过一辈子。可能因为受到了五四精神的影响,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应该就那么混下去,他要寻找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要探寻作为“人”存在于世的意义。在《从文自转》里有这么一段话:“……..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的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决心用自己的生存方式一博,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退路,他离开了湘西,来到北京,尝试、摸索走自己生命最适合最有意义的道路。

  在当时的北京生活并不容易,想半工半读去上学,小学毕业,基础太差,不可能;当员警,没有人要;直到再次随着招兵的队伍,再去军队里混……终于还是回到准备“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到底会不会走上“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可能的最后结局。通过亲戚黄村生和田真逸,他认识了一批当时农业大学的学生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文学青年,常常去他们那里“打流”(湖南话的“混饭吃”),长期前者房钱在公寓小房间里度过北京寒冷无火取暖的冬天……这些考验了他生命的韧性,在经历过这些艰难困苦以后,他才有了以后几十年在各种环境下顽强活过来的可能。

  他选择了写作,作为他维持自己生活,延续生命、让生命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在无数次投稿,无数次没有下文的情况下他坚持下去,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悲悯和关注,他看过太多血淋淋的场面,无辜的死亡,毫无人性的残忍……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在他经过最困难的两年中,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鼓励,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郁达夫,其实像林宰平(林志钧,林庚的父亲)、丁西林、杨振声、徐志摩等除了对他写作有帮助、有鼓励、有指导、有启发、有影响外,也实实在在在生活工作上给了他许多支持(例如介绍工作),这些在他寻找生存道路过程中得到的所有帮助,他也是终生不忘的(我们小时候他用说故事的方法向我们叙述过不止一次)。他在写作上能闯出一片有着自己特点的天地,田名瑜、林志钧是他终生称之为老师的人。

  在他作品中探索生命的意义

  他的写作既是生活的来源,生存的基础,也是他继续探索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我不能确切地说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把文字作为一种超越单纯表达、记录、愉悦读者的以求生存的东西来看待的,事实上他想的更长远,他希望文字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能让生命更美好,能让人们更珍惜生命,他是在有意识地让他的文字脱离一时的社会需要、摆脱当时政治的束缚,在中国历史上仍然严酷的现实中,推行自己美好的理想的生命形态。所以,大家从他的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多美好的环境,美丽的人性、人和人间他所希望达到的、不为世俗金钱、权力所束缚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昆明,他写了一批比较抽象的探讨生命意义的哲理性文章,说实话,我至今仍然看不太懂,有许多不理解。他多次引用过《庄子•大宗师》中“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话,他不停地在思考生死的关系、人类生存的意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超越平庸生存的生命价值。他觉得他自己应该也可能用手中的笔和写出的文字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他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通过对人类的贡献超出本身肉体的生存状态,为人们留下美丽的东西就是生命的延续。他用笔写文字,但是觉得不及绘画能更好地传达,绘画不及数学(钟开来影响),数学不及音乐。但是他只能用笔写文字,不会作曲是他终生的遗憾。同样,他只是把文字、数学、绘画、音乐看作了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延伸,尽管作者可以死去,而这些作品的美丽、感人、带来的回忆和思考却是可以长久存在的。他一生倾心于西方古典音乐,他觉得他们伟大,作品美丽深刻,对莫扎特、斯特劳斯不太欣赏。这其实也是他对于生命价值思索中的一部分。他工作时,往往有音乐伴随,五十年代的电唱机和收音机配合是我们家唯一的奢侈品,我和弟弟工作后每个月都从几十元的工资里抽出七八元或十三四元购买当时从捷克、匈牙利、苏联进口的密纹唱片。

  在教书和编辑工作中

  我想对生命意义的态度也反映到了他的教书和编辑工作中,大家可能知道,他除了写作,还长期在大学教书,大量时间用于编辑报纸的文艺副刊(《大公报》、《益世报》等),实际上也把这些工作看成是他写作生命传承的一部分。他发表的许多作品都是作为教学的样本而写成,为了向学生举例,他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去写,对学生充满热诚,修改学生的文章及其细致,在发现写得好的文章时非常兴奋高兴,不遗余力地向报刊推荐刊登。他自己受惠于前辈师友,实际上他也把这种工作态度看成是对前辈师友精神的一种传承,是一种生命形式的延续。在长期编辑文艺副刊的过程中,他耐心地为年轻作者修改文稿,尽力推荐青年作者文章拿去发表,鼓励他们刻苦地写下去,这就是生命的一种传递。以绘画为例,他当时在云南曾有画家朋友司徒乔、也结识了年轻画家李晨岚、李霖璨,他自己向往美丽的玉龙雪山,支持鼓励他们到那有着美丽风景和纯朴纳西人的地方采风,我们小时候看到过二位李叔叔画的雪山长卷。

  在文物研究中

  他终生倾心于美丽的事物,从不伟言眼光会被女孩子的美貌所吸引;在粗劣、野蛮的氛围中发现美丽的东西;在大自然中吸取美好的营养(以及在云南带我们看云为例,发现野花野草的魅力;研究一粒粒小石子花纹的美丽),对于人工巧妙形成的器物、绘画、音乐都很倾心,喜欢用最简单的话语“美极了”来形容。他在《潜渊》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固无所不来,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父亲对于自然的美倾心,对于由人类智慧与劳动产生的美也无限倾心。我记得从在云南那个困难的抗战时期,他就有搜集文物的爱好,他感兴趣的不是那些东西的商业价值,而是它们的美,它们在设计中的巧思,在制作中的精细、在色彩安排上的令人惊喜之处(例如在耿马漆盒、贝叶经等)。

  一九四九年后,他完全放弃写作,转而投身文物研究,爱好、对美的倾心是一方面的因素,此外,恐怕也和他对生命的延伸意义的思索有直接关联,对文物的看重不在于它的商业价值,而在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他重视的是通过文物的形制、色彩的处理、材料的使用、图案的变化,看到历代工匠对艺术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因此觉得这些看来是死的文物,却具有艺术生命延伸发展的含义。他非常努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开创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道路和方法,尽力把他认为值得发展的纹样、工艺,向新的一代艺术家、设计师、工匠、学生、博物馆工作者宣传、传授(如一个人的巡回丝绸展览会;主动去当讲解员;为各方面提供参考资料;经常为一个向他咨询的小问题,花一整夜的时间,写出长达好几页纸的参考书目;为工艺美术院校编写教材;带领年轻教师参观博物馆等)。

  大家看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整个从一九六零年初步启动,到最后一九八四年正式出版,整个过程,二十四年,能看出他把这一个集成延伸历史艺术生命的工作看得多么重。尽管工程很大,他认为只是为后来人蹚蹚路,他愿意做后来人的垫脚石,所以他不愿意称之为“服饰史”,开始还只是称之为《古代服饰研究资料》。在这二十多年间,原已制版的几乎全部被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隔绝于研究工作,家里的资料全都没有了;在“下放”湖北期间发还文稿;为治病回北京以后他再次开始工作,重购书籍资料;进而自己出工资请人画资料图,后来得到忘年交王㐨的无私支持帮助。当然最后,还是因为调到了社科院成立专门工作室,才在王㐨等的支持下最终完成。可以说他至少完成了一部分在文物领域自己庄严的生命的延伸。(整理者是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