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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和文化实践
发布时间:2016-09-08 10:59:07 浏览次数:1623

来源:《明月》2016年2月 第二期

文/张新颖

  对沈从文和他的文学、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需要从孤立的、稳固的、规定性比较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里,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开展讨论。事实上,沈从文的自我、文学、后半生偏于一隅的社会位置和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

  有来路,才有自我

  一九六一年,沈从文在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开头,写下了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

  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经典的——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觉醒”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形,“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以“觉醒”为界限,以前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但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一点积累,一点一点扩大,一点一点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的“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动荡多变,每一个自我都不断面临着时代潮流波折起伏的考验。如何应对?应对的依据在哪里?对沈从文这样的自我,他的本能反映始终是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的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做出了悲剧性的预言。

  一九四九年,在至为剧烈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个人精神几近奔溃的边缘,沈从文又写了两篇自传——在完成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唯一所能求助的,是那个自我。这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己》,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写作,一定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人,没有装到新文学的框子里面

  新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启蒙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徽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的人,看世界。

  沈从文常说一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过去了这么多年,沈从文的文学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定等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气,是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所散发出来的生气。

 

  文学里面有天地,比人的世界大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的文学”。这有什么问题?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文学不就是人学吗?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却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而要比人的世界大。简单地说,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间;大部分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只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间,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个世界有悲哀,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

  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是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圆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物件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

  我还想借着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与只是在人的世界中理解人,只是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人不一样,他会觉得,人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中。他感受里面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资讯。人不能把人束缚在人里面,而与天地气息隔绝。

  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

  沈从文一九四九年精神极端紧张的时候写自传,描述和分析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从少年时代起,这种关系不断深化,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与发变化。也就是说,到后来,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物件”了。一九四九年再来重新发掘这条埋藏的线索,就是非常自觉的了。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是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不仅有自我的根据,而且还要自我在这个领域里安顿、扩展、充实、成就;不是到这里遮风挡雨、苟且偷生的,而是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创造另一番事业。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中,选择这样一个偏于一隅的角落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

  做文物研究,已经是偏离时代潮流了;做的又是“算不上文物”的杂文物研究,连文物研究的主流也偏离了,可谓偏之又偏;但是呢,偏之又偏,实得其正。当然,换个角度,不从时代和潮流的立场来看,也许沈从文从来就没有偏过,使之于正,也终得其正。(作者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