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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的考古学 ——沈从文与物质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6-09-08 11:01:58 浏览次数:1663

来源:《明月》2016年2月 第二期

文/季进

  一九四九年初,沈从文精神上一度陷于崩溃的边缘。老朋友梁思成、林微因请他在清华住些时候,远离京城的热闹,慢慢调整自己。然而,沈从文依然陷入一种莫名的绝望和惘惘的威胁之中,在书信中留下了若断若续的自言自语,不断地痛苦反省:“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四月六日》,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沈从文一方面“相信在任何新社会中,犹可为下一代将知识经验和热情贡献出来”,他要为新社会、新国家做点事,这是一种他所期待的新生;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又“一团乱丝,毫无头绪”,永远摆荡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生命存在,总还把希望保存。有希望,也就有一切改造的新生。如绝望,那就什么新生都为不可能了。对於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登;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同上)这种痛彻心扉的微妙感受,若非亲历其中,怕是很难理解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沈从文卻未获邀请,其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昭然若揭。刚刚恢复不久的沈从文,内心的失望和伤心可想而知。一年前他还说要回到乡下二三年,写它十本八本书,现在却面临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可能性。事实上,没过多久,他的书作也开始遭到封杀。他无奈地感叹:“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卻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与其“胡写”,不如“不写”。

  沈从文曾经讲过一个豆彩碗的命运,在他看来,豆彩碗“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 ”。千百年以前,那些制瓷书工人,把满腔的柔情和热爱,转移到一个小碗上去,然而,后来的使用者,卻几乎体会不到豆彩碗所凝聚的生命意义,“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卻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某种意义上,这个豆彩碗几乎成为沈从文命运的象征,负载着情感与生命,脆弱,独立,谦卑,默默无闻,不求人知,承担着自己固有的角色,然而,由于历史的偶然,突然破碎,失去一切存在的意义,成为一个牺牲于时代的悲剧标本。“一个碗,再没有谁能明白这个碗的历史,包含了些什么意义。”(《八月八日》,一九五零年八月八日)这样一个摔碎的豆彩碗,似乎也喻示了沈从文从文学创作向文物研究的转向。

  一九五零年开始,沈从文在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做起了讲解员,乐此不疲地全身心投入文物世界之中。每天天不亮,就去等天安门开门,捧个烤白薯暖手,坐在门前石墩子上看天上疏星明来。开门之后,就一直在午门的上百个展柜边转个不停。不分人多人少,不分老幼贵贱,一律热诚讲解。他在午门楼两侧库房做登记,从明代的凌迟刀,到数铜钱,到搬上千件明代漆柜门,还有好几千的碑拓,无不亲自动手,莫莫工作。虽然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一张书桌只有一尺六寸宽,床上也只有五尺左右的空间,甚至还饱受歧视和刁难,可他依然“还充满信心,毫不为目前一切处境丧气。估计到,若然搞下二十个左右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将可为以后人写中国劳动文化史或物资文化史接手人打下个良好基础。从我说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为了工作,睡的,吃的,全忘了,脑子里只有责任二字。”(《致洪廷彦》,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那段时间,沈从文在文章、书信中,不断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和手上的各种研究计划,几乎到了喋喋不休的程度。可以看到,他感兴趣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关注的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的、杂文物的研究。这与他早年的文学书写的对象一脉相承,息息相通。对于沈从文而言,文物的最大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它的器形、价值、功用,更重要是它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生命形态。因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物质文化研究,都成为生命形态的重新呈现,体现出强烈的“抒情性”特徽,正是在“抒情”的维度上,两者获得了高度的统一,看似了无生机的“物”都是有色有香的生命,包含着强烈的“抒情”冲动:缘物抒情,文心犹在。汪曾祺回忆在昆明时,沈从文特别热衷于跟学生朋友谈漆器、陶瓷、刺绣,还到处搜罗各种漆器盒子送给朋友。汪曾祺说:“他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沈从文的寂寞》)

  在重事功的时代语境中,独重有情

  这种“抒情考古学”的核心,依然是时间、生命、历史、自然,是文学与现实,文物与社会、人生与创造、记忆与遗忘、心与物的内外兼通、物我两忘。在他看来,那些无数的普通人的作品,蕴藏着无比丰富的资讯,构成了物质文化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他的研究,正是要成为“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让那些“为时空所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致张兆和》,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也是在“事功”的时代语境中,沈从文所企盼的“有情”。

  现在的物质文化研究者尝试用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物质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物的过程观,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重新语境化关注物的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因此,为某一具体的“物”立传,研究物的前世今生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常见模式。这正是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沈从文文集》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卷,收录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唐宋铜镜》、《镜子史话》、《中国陶瓷史》、《中国丝绸图案》等著作,广泛涉及物质文化研究的多个方面,每个研究课题,几乎都是以大量文献追溯物的动态发展,考察某些长期不受重视的“物”的前世今生,可谓地地道道的“为物立传”。其所下功夫之深、之广,怕是这些“物传”中,最知名的当然是他的服饰史研究。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呈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服装所保持的连续性于发生的变化,让后之来者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那些原来语焉不详的服饰文化与服饰知识,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像”过去。文化与服饰认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

  文献研究与文物研究相结合

  物质文化的首要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为物做传,虽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内部,而需要更为广阔的学科视野,因此,物质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话语的交叉,也使之具有了强烈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恰恰也使沈从文早就在五六十年代就反复提出,要突破原来的学科界限,将文史研究与文物研究相结合。他在《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想结合问题》、《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等文章中,全面阐释了物质文化研究将文献与文物互证,将文学、历史、艺术、人类融为一炉的方法。

  沈从文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路数,相信只有掌握了原始资料,才能重现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又认同传统史学存在着各种可以阐释与拓展的空间,人类社会文化复杂的演进,虽然不是史料所能全部被解释的,它必须大量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正史之外,应该更多的关注不被人注意的那些物质文化的方面,着力于从历史的细枝末节处寻觅文化的密码。沈从文所关注和研究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都是正统专家学人不屑一顾的“物”。仅从《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九卷的辑录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沈从文关心长期以来不被主流学界所重视的课题,比如龙的图案,玉的图像、水纹的运用、杂技图像、戏文服饰、马具的演变等等。他把无数零散的资料、捉置一处,钩玄提要,点到即止,却呈现醋种种名不见经传的杂物清晰的脉络和内在的关系。其杂其广其深,令人叹为观止。沈从文所感兴趣的“事事物物,东东西西”,都不被主流的历史研究所认可,甚至很长时间被排斥与主流话语之外。经过长期的积累,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显示出他独特而耀眼的光华,甚至成为一种历史解释的方法。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并没有以物论物,局限于对物的比较分析,更重要的是还有艺术、文学、历史相结合,对物开展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分析、他的研究成为“连接历史沟通人”那些充满生命情感的“物”,“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在那样一个“事功”的时代语境中,沈从文在他所衷爱的物质文化研究中找到了心所企盼的“有情”,获得一片心灵的宁静天地,这真是沈从文不幸之中的万幸。(作者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