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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淡淡
发布时间:2017-03-01 15:08:54 浏览次数:986

高尔泰

  在夹边沟,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

  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

  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回舞。有时回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沿塌下来耷拉在前额上。花白路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复看他的两双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 ,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间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 ,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选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

  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种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

  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铿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

  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觉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彷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

  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

  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

  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排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

  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遂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

  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通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

  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

  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

  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人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乏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 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

  他说他小时候,听说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很吃惊很难过,因为那不是他的“我”。看到骷髅就害怕和恶心,听说自己身体里也有这个束西,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上了医学院,进了研究所,才发现“我”就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究竟有没有我,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出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在深夜的荒原上,野沉沉,月茫茫,星汉垂地。我听到这些骇人的和忧虑的话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但我无知,只能沉默。哨于一响,各走一方,从此没有再见。他提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他。他姓「鄢J ,这个字我不认,以致牢记不忘,竟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文革」后期,我在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听说有一个夹边満的幸存者,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区当门诊大夫,「文革」中被打死了吗,就姓这个姓。我常想:那恐怕就是他了。

  三十九年以后,一九九五年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在美网曼彻斯特图书馆,看到一本评介近十年来科学成果的书。说人体细胞内部的腺粒体,实际上是一些早先进入我们的真核细胞并留在里面的原始细菌。它们和其他许多居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物一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以其不同于我们的DNA和RNA自我复制。它们推动我们的细胞运作,供给我们氧化能,使我们能活动和思想。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行。甚至我们自己的DNA也来自这共生体的编码。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基因也是由各方面信息指令的协同机制构成的…...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生物学家Lewis Thomas教授感慨地说:原来我的细胞,竟然是一个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愿它们为我工作,并感我之所感,想我之所想。

  把拳头放在书上,我,或者名之为我这个生态系统,靠着椅背呆想。我想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我曾在月夜旷野里遇见的医生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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