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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杨明、邱晓崧的诗歌
发布时间:2019-04-13 13:47:48 浏览次数:340

   杨明(1919—2005),大理人,白族,1936年从家乡到昆明读书,后入中法大学。他曾加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新诗社”,参加过《中国周报》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戏剧的创作、整理和改编,有滇戏《牛皋扯旨》(整理)和白剧《望夫云》(改编)等。他用过的笔名有丁奂、杨光明、柳映光等。

  杨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小说(如《月琴回来了,弹琴的人呢?》)、散文(如《黄昏祭》)、论文(如《诗人疯子•个性解放的殉道者》),但主要是写诗。除短诗外,有约400行的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他说:在白色恐怖下,“暴力勒住我们的喉咙,要喊,就不要命!而事实上,我们也还有一些投鼠忌器,不便作声”。因此,长诗的写作颇拖了一些日子,迟迟不能完稿。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才“提起笔一口气写完”。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于1946年5月4日出版,由李广田题签,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行。全诗共11节,如《被绑出来了》《你终生信持的功课》《人不如猪》《结算,我们要结算》等。前面有何达的《我们不是“诗人”》(代序),书末有《后记》。

  长诗写一个爱国的农民,不明不白地被抓去顶替豪绅子弟当兵。当官的克扣粮饷,凶狠地毒打这些壮丁,士兵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拥兵以伺机发动内战,所以“一心打国仗的人离战场的路竟这么远”,并且最后倒毙在陌生的都市里。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共同的命运。长诗在开头就写道:“被绑出来了,/从茅屋里;/被抓出来了,/从田地上;/被拖出来了,/从祖国的每一个村庄:/千万个忠实的农民。”在结尾处,提出要向“发了国难财”“发了国难权”的人算账,而债权人包括“死在战场”和“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包括全体“没死的人民”。为被虐杀的抗日士兵鸣不平,向虐杀他们的统治者抗争,这是不少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楚图南的《旅尘余记•死在路边的战士》写战士在路边悲惨、寂寞地死去;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罗铁鹰的《饥疥化部队》令读者流下同情而愤怒的眼泪。这首长诗的特点,在于主题的深化。它是长期以来,在白色恐怖下积累起来的深重、窒息的心灵痛苦的总爆发;指出战士“把生命向祖国投资”而“国家却没有收到你贡献的一份力量”。长诗多方面、多层次地描写中国士兵的不幸,最后归结到“结算,我们要结算!/我们是股东,/我们是主人”,提出对“那些政治上的市侩和奸商”算总账。长诗内容层层深入,有力地把矛头指向反动派。

  为了突出这一主题,长诗采用了对比和强调的手法,加深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一)报国有心和报国无门的对比。这个士兵是有民族感的农民,他愿意当兵,但对“抓壮丁”不满,怒斥“拉拉扯扯干哪样”;他对家人的号啕大哭生气,说:“国仗是要大家打……为啥子眼泪郎当!”家破人亡、挨骂挨打的遭遇也没有消磨他“打国仗”的雄心壮志。但是他报国无门:“战场的路,于你这样远”,到死也“没有摸索到火线的边沿”。如果说,为祖国而战的士兵沙场流血,马革裹尸,青山埋骨,这是悲壮,会激励后人,那么,战士因被剥削、压迫和惨无人道的凌辱而死在战场之外,这就具有极大的悲剧性,更能点燃人们心头愤怒的火焰。

  (二)被虐杀的战士和“发国难财”“发国难权”的人相对比。长诗写士兵类乎“两脚兽”,甚至吃的还“人不如猪”;他们被毒打以至被活埋。而“在你们累累的白骨上,他们建起了高高的纪念碑,华丽的洋房!”长诗的这些对比描写,悲惨处令人心痛,凶残处令人发指。

  此外,长诗的构思比较成熟,锤炼认真,语言简约。如“抓壮丁”时的“绑”“抓”“拖”的动作,准确而传神;又如一些鲜明的对比:“打国仗的人,家里没有人管”,“死亡的影子晃在眼前,战场的烽火却远在天边!”“你志在前线,却死在后方”。这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长诗中的一些描写,如“蚊子,跳蚤/因为你身上没有血/只得使劲叮你的骨头”,“背上的鞭痕,/连起来/长过你们走来的路”等,虽极为夸张,却使人感到很真实。

  杨明说,不应把《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当做“诗”来看待,应把它当做“生存斗争的武器”。和讲究“永恒的价值”“清高”的所谓诗人相比,他反感于“诗人”这一称呼。他在论屈原的文章中说过:“人生的苦闷,羊一样驯服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狗一样贪婪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蛆一样污秽的生活里没有。人生的苦闷,只有存在于伟大的斗争生活之中。苦闷的蒸发,就是艺术,就是诗,也就是屈原的《离骚》。”他把诗和伟大的斗争联系起来,认识是深刻的。长诗融进了政论的因素,有雄辩的说服力。作者摒弃了诗的“温柔敦厚”,诗句或剑拔弩张,或冷嘲热讽,又颇接近杂文的表现手法,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从思想的深邃和尖锐,视野的广阔这一角度来看,在云南现代文学史上,它和光未然的《雷》颇有相接近的地方。

  有人认为,长诗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没有揭露,这自然是事实。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它写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再说,从长诗的主题考虑,也不一定要和内战问题联系起来,虽然他对反动派发动内战是反对的。杨明在《八年啦》一诗中曾明确地说:“警告你们快快放下枪杆,/不能再打内战”了,还斥责反动派:“联敌伪进攻人民,你们的心上生了疔。”

   邱晓崧(1913—2002),云南建水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从昆明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和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文学活动,可分为编辑、出版和创作两个方面。

  1937年底,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人的通知,邱晓崧负责为省工委的公开刊物《南方月刊》筹款。刊物以他的名义办理登记手续,他还任发行人。但当时他在蒙自,只负责筹款、写稿,其他工作均没有参加。40年代,邱晓崧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积极投入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43年5月,他以《枫叶文艺》月刊(后改为《枫林文艺》丛刊)发行人的身份申请备案并任该丛刊的主编(和魏荒弩共同负责)。丛刊出版了六期后,他往重庆筹组“诗文学社”,出版了《诗文学》两期和“诗文学丛书”五册。在《枫林文艺》和“诗文学社”的活动中,邱晓崧筚路蓝缕,全心全力,几乎是独力支撑。他“一心扑在刊物出版事业上,既出钱、又出力,而同时也迎来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高潮”(魏荒弩:《枫红似火》)。

  邱晓崧写诗,态度比较严谨,加上为生活奔波等原因,所以作品不是很多。1944年,在“诗文学丛书”广告中,列有他的诗集《雪之家》,因抗战胜利,单位、人员大量复员分散,丛书未能继续出版。一直到1993年5月,《雪之家》才印出,共收入新诗29题,写于抗战时期的有11题。这11题经过增删,从题目到内容,和原刊稿不完全相同。

  他的诗,爱憎感情相当强烈,有较强的时代感,奏出了爱国主义的旋律,善于把“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苦杯》写离愁别恨之缠绵悱恻,但“我”却立誓:“举起投枪,/戳穿鬼子的胸膛,/踏着殷红的血迹,/回到你温暖的怀抱来。”《在爱与死的废墟上》写一个经过“八个月的囚徒生活”的女战士,在临刑前给异国的情人(也是战士)写信,说:“你的快乐全被我带走了,/留给你的只是一把长剑和寂寞。”她期望两个抗争的民族,“一齐迸射出那高强度的复仇的烈火吧!/最后,将敌人海葬到太平洋里去”。他的《出征记》也有这样的特点。总之,笔触所描述的爱情、亲情,无一不和民族的存亡、人民的欢乐与哀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诗,以感情真挚、语言朴实、不尚雕琢为特色。

  《出征记》为诗剧,这使我们想起梅绍农的《平行线的悲哀》和柯仲平的《风火山》。这三部诗剧产生的时代不同,各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后出的《出征记》,比之《平行线的悲哀》,眼界显得较宽阔;比之《风火山》,它所反映的生活较为实在。当然,《出征记》也有弱点:诗句不够精练,如“心中一点希和望”就是败笔;小儿子送别时唱给父亲的歌,内容有“大人化”的倾向,不完全符合小儿子的特点。

  邱晓崧的诗,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表露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滚烫情怀。因此,一直到现在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如《苦杯》《弃婴》《什么是“生活”》就分别被选入《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和《遗忘的脚印》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