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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骂的鲁迅
发布时间:2019-06-05 10:44:24 浏览次数:282

       鲁迅的作品,一度被贬称为“鲁货”;鲁迅本人,则被说成是横阻在路上的“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鲁迅在战争动乱中,有五天的日记“失记”,就被影射为有难言之隐的汉奸,等等。这就既出格又恶毒,使人愤怒。但是,静下来想想,这些攻击、谩骂的发生也不奇怪。我们从鲁迅研究史中知道,有人攻击、中伤、谩骂、诅咒鲁迅,有人则推崇、肯定、尊敬鲁迅。这二者是长期形影不离地并存的,因为人们的观念、政治态度等有所不同。

       在《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早年文章里和随感集《热风》中,鲁迅主要是针对旧社会的痼疾和国民性的丑恶面进行文明批评,是泛论而不是特指,因而还比较风平浪静。

       从《华盖集》开始,战法改变了,把陈源等人作为代表一定倾向的社会典型来集中批判,因而鲁迅所受到的反击、谩骂就特别强烈。以陈源为主将的“现代评论派”,把他看作眼中钉,含沙射影地说他在学术上“剽窃”,并骂之为“土匪”“学匪”。

       以后,创造社、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又错误地把鲁迅当作祭旗的牺牲。它们的一些成员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堂•吉诃德”和“老生”,等等。这是在政治上大力扣杀和在人格上表示蔑视。

       在“左联”时期,鲁迅则被骂为“红色老狗”(陈独秀),讽刺是什么“左公”“左翼公”(钱玄同),又被斥为“托派”(少离)、“汉奸”(思)等。此外,还有“老时代的尾巴”(向培良)、“‘斗口’健将”“狂吠”(邵冠华)、“告密”(徐懋庸)、“绍兴小人”(苏雪林)等攻击和恶谥之词;天津《大公报》造谣、诅咒鲁迅得了脑炎症,有人还丑化鲁迅,说他讲演时“在台上像动物园的老熊一样的踱来踱去”(美子)。苏雪林则以攻击、诬陷鲁迅为其后半生之标的,一直到1999年4月去世,她的这个态度、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前后长达70年左右。1936年11月,她在致胡适的信(后附《与蔡孑民先生说鲁迅书》)中,攻击鲁迅人格卑劣等,连胡适也看不下去,批评苏雪林把鲁迅说成是“衣冠败类”“奸恶小人”,乃是“太动火气”,沿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傅东华在《文学》杂志上,曾暗示鲁迅看不起黑人,势利卑劣。鲁迅在《给文学社信》里,对这“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的行径尖锐地加以反击。鲁迅逝世后,他为鲁迅的精神和崇高人格所感动,抛开个人得失,坦诚地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

       鲁迅一生,光明磊落,人品作品,均为人所折服。郁达夫对鲁迅知之甚深,他在《怀鲁迅》中深刻地指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有人或以为鲁迅从未受人攻击,别人对他“只有恭敬,而无诋毁,只有赞仰,而无反抗”(蒋光慈)。鲁迅辩正说,自己“无时不受攻击……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于是,读者看到的,主要是鲁迅的反击文字,看见他对有代表倾向的言论和人物的尖锐批判,例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有些人说鲁迅喜欢骂人可能和这种情况有关。

       鲁迅说过“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这一类的话,但究其实,他并不随便骂人的,而且,尖锐的批评、批判,和狭义的骂的含义并不相同。他曾严正地说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谩骂并不是正确的斗争方式,重要的是阐明事件和人物的本质,不应只图一时痛快而流于愤怒或鄙视心情的宣泄。情况总是别人刺来十枪,鲁迅才还以一箭;他往往把骂他的文章和来信包扎起来存放,不予理睬,或只摘要地加以反击。如果批判错了,他也不惮于公开致歉,如在《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里,指责来访者是“装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来恫吓。当知道这来访者确乎是神经错乱者以后,鲁迅深深地后悔和自责,发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并承担一切刊印费用,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如今攻击、谩骂鲁迅的人,有些实在很少阅读鲁迅的著作,对上述情况可能不很了解,或因看问题的角度、方式不同,从而发生误解或党同伐异的毛病。如果我们多看看鲁迅的作品,多结合社会实际来想想,态度、做法等就可能会改变。例如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后来终于认识到攻击、谩骂鲁迅是错误的。至于对鲁迅的思想、著作的认识分歧,评价高低不一,这自然不属于“骂”的范围,哪怕言词尖刻一些,也是正常的。当然,坚持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恶毒谩骂、中伤的人也不会绝迹。但是,这无损于鲁迅。“不废江河万古流”,鲁迅在历史长河中仍将熠熠生辉,为万人所爱戴和敬仰。

(原载2001年11月28日《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