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荐 文 章
当前位置: >> 首页 >> 学术·人生 >> 离与恨——晚清知识分子的无奈抉择
离与恨——晚清知识分子的无奈抉择
发布时间:2012-10-24 01:54:12 浏览次数:1137

作者:徐全   文章转载自香港文汇报2012,10,15C1版

  晚清中国,并非没有改革的希望。其实,面对海内外一阵阵要求变革的浪潮,清廷也作出了相应的响应——例如,实行新政,废除科举,预备立宪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挽救清朝的命运,尤其是预备立宪之举,弄巧成拙,直接造成了清廷的垮台。可谓「假改革引来真革命」。  

  在风起云涌的局势中,知识分子也开始面临着自身的抉择。这是清廷政策的使然,也是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作出一个交代与说明。「国破山河在」的岁月中,文人心中固然充满悲苦,然而,若朝廷能够对文人的感悟有所反应——哪怕这种反应是表面的,也不至于将后来的事态扩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

  经历了「庚子国变」,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维影响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一种共鸣——无论是以科举功名出身的旧式文人,还是以西学留洋背景为利器的新派学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国家必须改变。这种「改变」,要建立在「近追日本远欧美」的现实国族生存中,也必须是一种新型国家体系构建的想象与努力。因此,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识。另一个较为紧迫的原因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已然一次又一次发动武装起义,誓将清朝皇帝拉下马。与主张渐进改革的保皇文人相比,革命党则全无「忠君、报国」的包袱,他们毫不讳言——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君主帝王的共和国。既然清廷的主体是满洲亲贵,那么,排满——这一在后世看来颇有些实用色彩的政治主张,也就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甚至曾写下《客帝》一文,以汉族本位的立场,对力主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光绪皇帝大加抨击。这一切,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改革派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  

  照理说,有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清廷应当锐意改革,不断进取。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令这些对清廷仍旧寄予一丝希望的书生们大为失望。究其根本,便是清廷在改革过程中,将成果尽数予满洲亲贵所享有,引起知识分子、尤其是地方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在预备立宪与铁路国有两件事中,更是凸显了这样的矛盾。其实,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尤其是在辜鸿铭、张之洞这样的大人物眼中,清廷的满洲亲贵,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当时的中国,满洲人与汉人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伴随着新式陆军的建立,更是不存在象征满族军事实力的八旗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向来看重道统的中原文人而言,只要奉行儒家礼教,便可据天下之位。正是此种思想,才使得康熙年间,吴三桂那种以汉族民族主义动员方式进行的叛乱,未能得到汉人儒生的支持。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清廷却不识时务,依旧以保持满洲亲贵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为首要目标。亲贵集团,已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在预备立宪之后,清廷虽然表面上实行了责任内阁制,但内阁成员多为皇亲贵胄——被坊间戏称为「皇族内阁」,地方文人尤其是立宪派大失所望。与秋瑾齐名的徐锡麟,就是从立宪派转化为革命党的。紧接着,「铁路国有」政策,剥夺了各省地方商人的利益。因为铁路系地方商人高额入股投资建造,可清廷收购价偏低,导致群起而反对。古语云:「国不与民争利」,但当局以改革为名,行掠夺之实。批判、指责之声四起,从地方的各省咨议局蔓延到北京的中央资政院。最终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下,造成湖北兵力空虚,酿成了武昌起义。  

  现今来看,选择失望、愤恨与离去的,又岂止是伍廷芳一人呢?清廷为保有既得私利,置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于不顾,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史学界,有学者倡言「告别革命」之说,认为若无辛亥之举事,国家可渐进转型。然而,这一构想的前提是:清廷愿意改革,而且是真改革。那么,历史的脉络,已经对这一假设,给出了无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