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荐 文 章
当前位置: >> 首页 >> 学术·人生 >> 张元济与《四部丛刊》
张元济与《四部丛刊》
发布时间:2017-06-29 16:20:49 浏览次数:1058

 来源:《大公报》

2017年5月28日

图文/何雁

 

 一九四五年秋,张元济与孙子张人凤摄于上海上方花园寓所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十九世纪末,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旧式藏书楼纷纷解体,古籍大量散佚,珍本秘笈流失海外。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有云:“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尤为典型的是,一九〇七年,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全数由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购去。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闻讯陆氏藏书欲售,进京晋谒军机大臣荣庆,请求清廷拨款收购,以为京师图书馆基础,未获允准。商务创办人夏瑞芳设法截购,终因索价过巨而未果。

  皕宋楼以收藏宋元刊本闻名,堪称海内四大藏书楼之一。陆氏藏书悉数东渡,日人称此为日本一大胜利。张元济深感国运日衰,楹书难守,“每一追思,为之心痛”,感叹“事关国脉,士与有责”,投身抢救古籍,力保民族文化免于沦亡。

  广搜善本 遍访藏家

  早在戊戌变法,张元济已有“维新救时之才”声誉。一九〇二年,应总经理夏瑞芳之邀,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二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序》云:“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

  《涵芬楼书目序》中,张元济言:“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又言:“乞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

  张元济出身海盐书香世家,其十世祖张奇龄以“涉园”命名书斋。《海盐张氏涉园丛刻跋》记载:“吾涉园藏书极富,积百数十年,未稍散失。”“但难得之本,若无公家为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

  《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云:“自是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謏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这些珍本古籍,后成为影印《四部丛刊》版本基础。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商务印书馆业务欣欣向荣,发展成为远东最大出版商。一九〇年,资本已达一百万元;一九一四年为二百万元,一九二六年为三百万元。这为古籍影印出版,大肆收购名家珍藏,提供坚实财力保证。

  “古籍散亡,印术日精,余恒思择要影印以饷学者。”二十世纪初,新式照相石印技术得到採用。辛亥前后起,商务陆续试印一些古籍。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张元济远赴欧美考察、北上出席中央教育会议期间,与孙毓修多次书信往返,商讨“选印旧书,汇成丛刻”及宋本《韩昌黎集》影印技术问题。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九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此为现存最早关于《四部丛刊》文字资料。

  《张元济日记》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记有商务领导层“商印《四部举要》事”,同时定下“先出草目,再借版本,然后再出预约”工作步骤。一九一八年,经高梦旦提议,书名改为《四部丛刊》。

  书目先由孙毓修拟出,经张元济审定。《四部丛刊刊成记》云:“《四部丛刊》始于巳末,越今乃溃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杀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採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助。”

  一九一九年,经长沙叶氏观古堂主人叶德辉引荐,张元济与孙毓修赴常熟,拜访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瞿凤起回忆:“老人日记载:岁巳末十月某日,偕孙景如先生驾扁舟造我古里旧居见访。时余仅十二龄幼童,窃随两兄之后,侍先父之座背,微闻贵客下临使命,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求书之难,莫不同感。素仰邺架宝藏丰富,兼多稀世之珍为世所未见者,商请发棠,假以影印,以飨学子。”

  “先父以西法印刷较旧付梓费者成速,且复本立成巨额,从此原本得少接触,更利保藏,善莫大焉,欣然诺之。繇是被推为发起者之一员,为同好者创。既协议矣,宾主咸感珍本易地每多顾虑,遂商定选工来村,就地依书摄影,实为妥便。”

  瞿氏藏书成为《四部丛刊》第二大书源。初编凡二十五种,内篇幅较多者,有《司马温公文集》及《皇朝文鉴》。初编完成后,继有续编之议。瞿凤起写道:“尽吾家所藏待选所需,俾丛刊更为美备。二编七十五种,取四十种,三编七十种,取十六种,尚有再续目录,亦列有十馀种。垂以抗战军兴,遽告终止。”

  刊印流布 嘉惠士林

  一九二一年,《四部丛刊》尚在发行之中,孙毓修奉张元济之命,编写一份《续编》目录。这年夏天,胡适应邀考察商务编译所,建议孙毓修“加了几种”。张元济曾将此目邮寄傅增湘,谓:“星如拟此,过于宽滥,务请通加减削。然亦有应加者,亦祈代为酌定。”这大约是《四部丛刊续编》最初草目,可惜现已不存。

  今存《四部丛刊续集草目》,商务排印本,约编印于一九三〇前后。此时,孙毓修去世多年。张元济虽已退休,但仍主持古籍印行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说:“《四部续编》与《百衲本二十四史》集于弟之一身,几乎应接不暇。”《草目》无疑出自张元济之手。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秉烛馀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张元济以一己之力,十年工夫,编校书稿。由于用目过度,两眼经常酸痛,医生叮嘱不能看书,但稍有好转,又立即伏案。日记中,不乏“晨起灯下”写便条,深夜就寝,忽想起一事,“即披衣而起”,为校书“忙冗不可言状”等记录,感人至深。

  一九二六年七月,张元济退休,不久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他要求退俸金照普通同人定额裁定,自言:“元济幼习诗书,窃思勉附于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之列。昔年投身公司,绝迹仕宦,即是此义,至今未改。君子爱人以德,甚望董事会之怜其愚而鉴其诚也,如必相强,有于普通定额之外增加分毫者,元济只可缴还公司。”

  至一九二七年,《四部丛刊》发行两次,共销二千四百馀部,收入达一百馀万元,给商务带来巨额收入。这年,商务整体购入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购入之前,张元济对同人说:“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访求,已有数年,无如好极不易得。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

  次年十月,张元济赴日访书,历时一个月,访问静嘉堂文库、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处,带回《论语注疏》、《太平御览》、《山谷外集诗注》等,计四十六种罕传珍本摄影底片,其中包括皕宋楼藏书。

  一九二九年,《四部丛刊》重印,书名改称《四部丛刊初编》。张元济《刊成记》云:“古籍传世辽远,段简阙文,短篇欠叶,恒所不免;至于序跋,详载镌印源流,言簿录者尤所珍尚。重印每涉一书,必罗致多本,参考互证。”

  如《金华黄先生文集》皕宋楼所藏流入东瀛,佚于中土,只能用影写本作为底本。张元济后在常熟瞿氏、上元宗氏处,发现元椠残本三十一卷。所缺十二卷于一九二八年赴日访书,得静嘉堂主人慨允借出摄影,元椠全貌才得以復见。他感慨:“是集缀合不易,札校颇瘁心力”。

  张元济精于版本校雠之学,“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前即捨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又不拘泥于宋元旧本,如明嘉靖、隆庆之前复刻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

  瞿氏史部善本《宋大诏令集》是部大书,无著撰人。据前人考为南宋绍兴年间,宋宣献家子孙编撰,与《唐大诏令集》同出宋氏后裔。全书二百四十卷,瞿藏钞本阙四十四卷。“虽已残佚,而北宋典章所存实多,其可据以参校《宋史》者不胜数也。”因此,文献史料价值极高。

  《四部丛刊》拟印此书消息传出,立即受到学术界关注。史学家朱希祖致函张元济,希望《宋大诏令》“早日出版”。张元济覆函云:“《宋大诏令》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

  中华文化 民族之魂

  张元济于一九三四年,《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云:“续编之辑,踵行斯例。摹印之书甫成数百册,而‘一•二八’之难遽作,尽化劫灰。廑有存者,亦断烂飘零,不堪入目。”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日军轰炸机飞临上海闸北上空,向商务总厂投掷下六枚燃烧弹,方圆八十亩内设施,全部中弹起火。二月一日晨,日本浪人又冲进东方图书馆纵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烟火沖天,遥望可见。直至傍晚,五层大厦方焚毁一空。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放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即可恢復。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则永远不能恢復。”一介武夫亦明白,文化是维系民族灵魂之所在。

  这年二月十三日,张元济覆函胡适:“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六月二十二日,张元济致函罗家伦:“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五十万本之图书及涵芬楼所藏之古本(原存三万五千馀册,事先取出寄存银行者仅五千三百馀册)。此恐无復兴之望。”

  一九三四年一月,商务印行《四部丛刊续编目录》。不久,张元济致函傅增湘:“自《四部续编》发行以来,印行目录附有徵书之语,同声相应。开封、运城、济南、苏州、广州等处均有信来,愿举所藏借我影印。如傅青主手校之《隶释》、成化本初印之《伊雒渊源录》,其较精者也。”

  《续编》收书七十七种,一九三四年出版;《三编》收书计七十一种,一九三六年出版。前后三编凡四百六十八种,近两万卷,歷时十七年。张元济称之为“诚可云学海之矩观,书林之创举矣!”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又编印《三编》预约样本,该样本刊出“预备续出之书”目录。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张元济致函吴其昌:“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採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亦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之前,他向吴其昌等学者发出徵求意见函。

  华北陷于敌手,日寇侵略火焰即将蔓延江南。张元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致刘承干函称:“《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期,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即当呈政。”

  是年三月六日,致丁英桂信曰:“《衲史》已完,传真遂闲。《丛刊》备用之书,如《契丹国志》、《名臣碑传琬琰集》、《诸儒鸣道集》、《玉堂类稿》、《周益公文集》照存底本可作传真者,乞检出发下一、二种(此外或尚有他书),以便续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一天,张元济指示丁英桂:“《四部丛刊四编》之书如已查齐,乞即发下。”八月十日致函丁英桂,还提到:“所有已製传真之书备《丛刊》四编者,现在不印。其传真清本应如何保存,请与总管理处接洽。”因日军大举进犯,全面抗战爆发,商务总部内迁,《四编》出版计划搁浅。

  时隔八十年,二〇年四月,由李致忠担任主编,翁连溪、周心慧、陈红彦、柳和城为编委,《四部丛刊四编》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付梓,由中国书店出版。张元济之孙、学者张人凤为此撰写长序。此书按张元济原拟目,除少量几种未能找到,《册府元龟》、《国榷》、《明文海》已有影印本行世外,入选书达一百二十二种。

  当代学者以民族文化为念,孜孜于出版,既遂先贤未竟之志,亦使《四部丛刊》终获圆满。诚如顾廷龙《涵芬楼烬馀书录后序》所言:“典籍恢宏,先民创造之迹乃得赖以久垂。故家乔木,文献繫焉,令人油然兴爱国之思。” (图片由张人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