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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吴进仁先生
发布时间:2017-09-30 11:18:11 浏览次数:387

  吴进仁先生已经去世三年了,当年读书时中文系的诸位老先生们都已驾鹤西归。其实论年纪,当年吴先生并不算老,1922年出生到我们1978年入学时不过56岁而已,但因为吴先生所教授的音韵学在我们看来是属于很深奥的古学,加之吴先生古诗不离口,所以我感觉吴先生就算为老先生一辈。

  吴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身上永远是一件有些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脸上永远掛着谦和的笑容,只是浓浓的安徽方音使人不是太容易听得明白。除了上课外,吴先生似乎并不多参与系里的其它活动,给人的印象,吴先生终日沉浸于自己的学问之中,与世无争。但吴先生之热爱上课却是非常突出的。在课堂上,吴先生完全地进入忘我的境界,背诵一首古诗,仰起头来,面带微笑,不住地叹“美呀!美呀!”此景此情,常令我不自主地联想起鲁迅三味书屋里那位念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而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的私塾老先生。吴先生先生开过几门课,但对于吴先生的音韵学、文字学这类深奥的课程我是不敢选的,只选过吴先生的唐诗研究。吴先生的课与其他教师的课很不一样,整个课简直就是唐诗吟诵外加唐诗板书课。在吴先生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古人是怎么吟诵或者说是吟唱诗歌的。今天看来,这本领虽然不能说是如同魏晋时嵇康的“广陵散”般的绝唱,当代著名词学家叶加莹先生也有专门的研究和咏习,但肯定是应该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传承人之一。后来叶嘉莹先生来中文系访问时,也曾专门请吴先生吟唱过。课堂上,还记得吴先生讲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一反以花喻人的通例,以花衬人,手法高妙;李商隐《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描写唐明皇在宫中的霸道和抢夺儿媳妇的宫闱秘闻,手法刻薄。相对李商隐,则白居易比较厚道,《长恨歌》中只“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就一笔带过。总之,吴先生并不循一般讲作家作品的套路,诸如主题思想、艺术成就之类,而是直接背诵作品,然后稍加点提。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国传统的教授法罢。当然,这要求学生要自己去大量阅读,自己去体会,才能真正学成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只凭背几个模式化的干条条了事。

  毕业以后虽仍在学校,但由于工作并不在一起,与吴先生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十多年前学校新建教师宿舍,才与吴先生分配到同一个院子里,窗户相对。这时最常见的情景是吃饭时候,吴先生不论天晴与否,右手拄一把老式拐杖雨伞,左手提着一只饭盒低头慢步,往返于学校食堂与住房之间,口中念念有词。路上相遇,停下脚步略一躬腰,称呼一声“吴先生”,吴先生也必然停步,鞠身点头,含笑“呵呵”回应,谦谦君子风。忽然一天,吴先生给我打电话,叫我到他家一下,说有篇文章想让我帮投给《思想战线》,其时我已经离开《思想战线》编辑部多年。我赶紧过去,吴先生很客气地把一份两、三页稿纸的手写稿交给我,题目是“悢悢考”。文章对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一书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的“恨恨”,吴先生认为有误,应该作“悢悢”。包括《世说新语》中的“不能不恨于破甑”一句,应作“不能不悢悢于破甑”。吴先生在若干种古籍中旁征博引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自然是似懂非懂,但能感受到吴先生读书之多之细之精。老先生的确是一个闭门读书的人,经年“述而不作”,或者更准确说是“作而不发”,使我们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后来我把这篇文章送到《思想战线》编辑部,并特意跟主编作了说明,拜托他们给予刊出。过了一段时间文章出来了,我把刊物给吴先生送去,老先生显得非常高兴。

  一日在文勋师家,不知怎么就聊到吴先生。听文勋师说起他当年还是学生,而吴先生刚毕业留校当老师那会儿,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颇具文采风流,与后来的老成持重大相迳庭。学生们在青云街的茶馆喝茶聊天,碰到吴先生从茶馆门口经过,常会邀请吴先生进去,而吴先生则最后会为学生买单。文革期间,全校师生下放到弥勒农场进行“斗、批、改”,文勋师和吴进仁先生都属于不得参与的“灰色人员”,编入伙食团。文勋师任“团长”,而吴进仁先生任“采购员”,每日里赶着牛车到弥勒县城买菜。在崎岖的乡间土路上,吴先生赶着悠悠的牛车,吟唱着他的古诗,怡然自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神态至今都还在文勋师的脑海之中。不久前与殷光熹先生谈到准备为吴先生编一本文集的事,殷先生随即也回忆起弥勒农场的往事,除了讲到吴先生有名的“牛车典故”,还讲到有次池塘里一个小孩溺水,吴先生衣服都未及脱,奋不顾身地跳下池塘相救。殷先生很有些感慨,一个平时文文弱弱的书生竟有如此的举动。他又讲到在学校实施分配制度改革,计发课时酬金后不久,他请吴先生去讲课,随后给吴先生酬金,吴先生坚决不要,说请他去讲课已经是他最高兴的事了。

  吴先生生于安徽桐城,从六岁进私塾,到十三岁离开,七年里从“四书五经”到《古文辞类纂》,受到很深的旧学熏陶,可以称为地道的“桐城弟子”。虽然后来进了新式学堂芜湖小学,并又逢抗日战争爆发一路南下流亡,先后读了西迁的国立安徽一中(设于湘西吉首,专门招收皖籍流亡学生,称国立第八中学),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云南大学文史系,作为“童子功”的旧学根底始终主导着吴先生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方向。禀承“桐城派”的遗风,围绕文字、音韵的考据之学是吴先生终生之所好。吴先生的遗物别无所长,数十本手抄并作着标注的《韵略易通》《白香山诗韵谱》及各种手稿、讲课稿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而吴先生的旧体诗作早在读书时就得到刘文典、罗庸、徐嘉瑞等数位大师的高度赞赏。至今看到在吴先生当年呈送诸师的诗作稿上,刘文典先生的评语是:“七律直入唐人之室,英年得此,洵属奇才。”罗庸先生于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读后记:“统观诸作以五七律为最佳,七古次之,绝句少逊。大抵平时功力,萃于中唐及盛唐诸家,而于汉魏略疏,故成就逮此而止。若能源本诗骚,斟酌汉魏,而折衷于少陵,则左右逢源,惟变所适。诗道衰绝有志者少,甚有望于吾子也。”大师们对吴先生的诗才可谓寄予厚望,然而时移世改,诗道之衰无可挽回了。或许吴先生的这首咏菊诗日后成了自身的写照:“瘦影年年伍草莱,秋风秋雨复相摧。枯枝岂有参天志,傲骨原非用世材。只傍竹篱甘落寞,不逢名士共低徊。休将身价骄杨柳,陶令门前未汝栽。”

  吴先生可以称作中国最后一代旧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有修养有学问的一代,是值得向他们致敬的一代。他们虽然历经社会变革却依然固守自己的传统,不管屁股下坐的板凳有多冷,自己的学问有多不受世人待见,却始终不以为意,更不会去追逐潮流,争名争利。正所谓“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的,他们外表换过了西服又换到中山装,但内在的精神气质依然是长衫的,他们所固守的其实正是中华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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