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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王国维和他的时代——专访一百零六岁王东明
发布时间:2018-06-06 14:27:40 浏览次数:390

 来源:《明报月刊》20185

/陈志明

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赶在二○一七年最后一天即十二月三十日,“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主办方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校史馆以及校档案馆等。临近纪念展开展大约一周,通过多方周折,主办方终于拿到了王东明特意为展览亲笔题字:“独上高楼”落款是:“王东明,二○一七,冬至。一百零六岁。”

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拨通远在台湾的王东明先生电话后,她跟本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的年龄:“你知道,我今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温暖的笑声中透出一点小得意。

王东明眼中的王国维

王国维有过两次婚姻,两位夫人共为其养育了六子二女。王东明上面有四个哥哥,是家中长女。大哥潜明去世最早,一九二六年因染上伤寒病故;二哥高明逝于文革;随着五弟慈明二○○九年辞世,如今兄妹八人中,尚在人世的就只有王东明一人了。

她现今住在台北县永和市,有佣人随身照顾,儿子也经常前来探望。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见的朋友,每周有两次聚会,足以排遣寂寥。前些年,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乐华夜市的台湾小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也是她的最爱。“这几年很少出去,因为已经走不动了。”她说。语气中又带出一丝怅然。

因为觉得自己“无事可记”,她总是不顾在人前谈及自己的家世,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她是王国维的长女。到了二零一二年,将满百岁之时,有一天她“突然想通了”,这才在忘年交李秋月女士的悉心探访、整理下,完成了口述自传《百年追忆》。二零一三年,该书以《王国维家事》为名在内地公开出版,迅速引起学界关注。

在电话里,我问:“您印象中父亲是怎么样的?”

王东明说:“父亲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即去世,自幼依赖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聊聊养成‘寡言笑’的个性,他七岁入私塾,在祖父的指导下,诗文时艺,皆能成诵,十六岁即考中秀才,与另外三人并称‘海宁四才子’,而以父亲为第一。”

“父亲对待孩子,虽然表面看不出亲热,但实际上是将深厚的感情藏在心底,家里的老佣人说,我出生时父亲最高兴,他不住告诉身边的人,说:‘我们家已有四个男孩儿,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女儿,就像一堆米里捡一粒壳,很难得。’所以我小时候,他抱我最多。”

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启发和帮助

一八九八年,时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随父亲王乃誉赴上海求学。当时梁启超、旺康年等正在上海主办《时务报》,其中有一位职员正好有事请假回家,临时请王国维代理工作。王国维答应一试,就去了《时务报》上班。本来只是替人几天,薪水也不多,却不料从此走上了一条意外的学术研究之路。

到了《时务报》,王国维结识了一生最重要的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的引介下受業于日本大学者藤田丰八。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但自学日文、英文,接触很多西方的哲学、科学,还研究戏曲、诗文、金文、甲骨文、蒙元地理等,终其一生,没有停止过。

我说:“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希望您能从‘五四百年’的角度,谈谈父亲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对近代以来学术文化的影响。”

王东明说:“清末已降到五四时期,欧风东渐,中西学术交汇,名家迭出,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两宋之际理学勃兴之后的又一次学术鼎盛期。父亲一生学问,成就于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并非偶然。父亲在九十年前投湖时,年仅五十一岁。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学界也早有定论。胡适当年就很关注父亲的学术研究,认为旧式学者中,章太炎‘已半僵化’,罗振玉、叶德辉‘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父亲‘最有希望'。当时学界对父亲期待甚高,目录学家伦明曾提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言国学者靡不曰王静安,几乎言汉学者之尊郑康成,言宋学者之称朱子,'形容父亲的影响之大。”

“父亲的成就,大都得自天赋、毅力以及对学问的狂热追求。他交往的多是饱学之士,互相之间能够切磋激励,产生灵感。当然,机缘也很重要。早年罗振玉的出现,对父亲的启发和帮助也挺大的。”

一九一一年,是王国维学术发展的重要分界线。辛亥革命的爆发后,全国响应。身为清朝官员的罗振玉、王国维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选择关头。在几位日本学者的邀请下,罗振玉计划东渡日本。王国维自入东学文社开始,即受罗振玉提携并成为罗的得力助手。罗既决心赴日,王国维也相应作出了随罗东渡的选择。该年底,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里,他接受罗振玉劝说,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在甲骨研究方面用力尤动,撰写了一系列名重学界的著作。《简版检署考》、《明堂妙廟寝通考》、《秦郡考》、《汉郡考》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

王国维学术经历分期

通过这些考验性成果,王国维在中国学术界声誉鹊起,影响日深,同时也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注意。这些西方同行们发现,王国维不但成就傲人,而且学术理念与西方学者颇为相合。王国维所具有的近代新史学观念,令这些外国同行们惺惺相惜。王国维的出现,使西方汉学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学者的重要性。

“王国维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几个时期?”我问。

王东明说:“近期研究父亲思想的学者,认为他的生活与思想发展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是二十二岁以前的少年时代,是接受传统教育时期。

“二、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从家乡到上海。在这个时期,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将自己学到的新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因此在文学创作特别在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三、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三年辛亥革命后,退避日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考古、音韵之争。后期回到上海,在哈同办的学校教书、编杂志,取得学术上的丰收。这是学术上的成熟期。

“四、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名义上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工作是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当导师。他在清华园的文化氛围中,对学术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王国维脑后那条著名的辫子,让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他“遗老”心态的显露和写照。一九二三年,在他人举荐下,王国维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他由此而贵为帝王之师,末代皇帝溥仪也对他很照顾,还特许他可在紫禁城内骑马。加上他与罗振玉、沈曾植、张尔田、缪荃孙等人的密切交往,让外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遗老”印象。实际上,王国维与这些前清遗老虽然交往密切,但主要集中于学术领域。

王东明说:“父亲平时深居简出,生活简朴,从不主动介入政治圈子。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协助沈曾植编撰《浙江通志》,期间也曾向沈氏借阅藏书,两人在学术上互动切磋,但沈曾植的重大复辟活动并不告诉父亲,父亲并没有参与其政治活动。他和沈曾植、张尔田等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学术层面。”

对五四有非常冷静的审视和观察

一战之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能得到应得的权益,反而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英、美、法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同意,反倒将之转送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大大激发了国人奋发图强的爱国之心,学界、工商界率先站出来强烈抗议,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影响波及全国,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拒签《凡尔赛条约》。

五四运动使知识界发生了急剧变化。对巴黎和会本来抱有极大期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一方面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者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国民运动的蓬勃力量。毕竟由大众运动而成功使得政府让步,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几个月后,孙中山就迫不及待的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易“革命”为“国民”;两年后,陈独秀也创立中国共产党,本来想与政治分开而专注于文化改造的他,由此一转成为激进的政治运动指导者。

在这个思想界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期,王国维虽然沉潜于书籍,专注于地方志、音韵学、西北史地等研究,但仍能感受到了外部社会汹汹而来的政治热情。他的次子王仲闻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忧心忡忡。给儿子认真规划了“明年春定考邮政”的人生新方向。对于他对政治热情的淡漠,学界一般的理解是:安静、忧郁的性格和长期浸淫在学问中的状态,使得他不愿也无暇他愿。但实际上,王国维其实对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冷静的审视和观察。

“五四运动”期间,王国维一家住在上海。六月十二日,上海罢市已超过一周,王国维目睹当时情况,给罗振玉写信时说道:“此闻罢市已逾七日,今日有开市之说。此七日中名为罢市,然除南京路大店全闭门外,其余小店往往上排门数扇,小作交易,而食物店除菜馆外均开市如故。小菜场亦有蔬菜可买,故人心尚不至大恐慌。工界有一部分罢工,亦未普及,尚不至滋生大事端。然此七日中亦岌岌矣。”

他一眼就看穿了社会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实质。他说:“此次故有国际竞争,有(国内)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而在表面活动者皆为之利用而不自知,以后利用此举者当接踵而起,则大乱将随之矣……”

王东明说:“几天之后,父亲再次致信罗振玉,对时局变动颇为担忧。他强调‘世界风潮不可不察’‘伦敦工党之所宣言,几欲步罗刹之后,如西洋三岛爆发,则东山岛与我神州必随其后,’对俄国革命的长久影响,以及二战爆发都做出了精准预言。”

“周策从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在肯定五四运动历史影响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它的不足:改革者们认为几千年来的缓慢发展给社会进步带来了无穷障碍。为了扫清这些障碍,他们极力攻击整个传统。很明显,这种态度过于策略化和简单化。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精华所在,怎么能被‘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父亲身处文化传统之中,即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挡,又知凭一己之身,无法挽救整个文化传统被时代否定之趋势,更知时代潮流之充满变数与未知。所以我一直认为,父亲对于五四,虽然没有具体评价,但他的内心是无比清醒的。‘在表面活动者皆为之利用而不自知’,不是特别清醒之人,当举国若狂之时,说不出这样震耳发聩之语。”

自沉昆明湖公案

“这种清醒,在思想上,表现为他对新思潮的不接受;在行为上,表现为他最终的选择自沉。”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有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逾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逾甚,’庶几可为父亲之自沉求解。”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百年学术界的一大公案。此前有多种说法,如‘殉清说’、‘悲观厌世说’、‘文化殉节说’、‘罗振玉逼债说’等等。按照您的意思,应该是‘文化殉节说’比较接近。最近网上流传一组文章,对‘罗振玉逼债说’加以强调,认为这是逼死王国维的主因,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您怎么看?”我问。

王东明说:“在学术成就方面,罗振玉与父亲齐名。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系。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而信口开河、加以渲染。父亲与罗振玉是好友,后来大哥娶了他的女儿,两人更是成了儿女亲家。大哥去世后,父亲深受打击,本来就伤心难过;办完丧事后,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天津罗家去了,这当然引起了父亲的不快。我记得他当时很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认为与罗振玉失和,是造成父亲自沉的主要原因。只是后来我觉得,这些不开心在当时虽然很影响情绪,但仍然不能促使父亲投湖自尽。因为父亲学问很高,心胸、境界与常人不同,不会因此而看不开。”

百年前回忆永远清晰

“请谈谈对父亲的印象?”

“我印象中父亲总是在读书。他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研究很深,却从来没有去听过戏。我们在家玩闹,有时声音大了,母亲怕惊扰到父亲,就拿了一把尺子装模作样要把我们赶走。我们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边护着我们满屋子转,一边拿了书继续读。”

“他休息时,我们常围着他,请他吟诗作画。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至于作画,其实他也不会,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但那时我们已经很开心,小心灵里装满了幸福。”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东明记忆力越来特差,很多事情说过去一会儿就忘记。但奇怪的是,隔着一百年的漫长岁月,父亲当年教他读书的情景却在脑海中永远清晰。

“在清华民国时,我曾跟随父亲读《孟子》和《论语》。先读《孟子》,从《孟子见梁惠王》读起。《孟子》里有很多小故事,我虽然年龄小,有时也能体会到它的妙处,感觉很有趣。父亲讲书时从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结束了。”

读完《孟子》,接着开始读《论语》。天天“子曰”、“子曰”,讲的都是处事为人的大道理,王东明说这些大道理“好像与自己毫无关系” 。有时想和五弟一起去读《左传》,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不敢真的跟父亲说。

虽然功课半懂不懂,但能天天和父亲在一起,享受到深挚、温暖的父爱,“那就是王东明最开心、最值得回味的美好日子”,王东明说。

只是好景不长,正如王东明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那是人间留不住。”一年半以后,王国维就辞世而去了。王东明说,那本只读了一半的《论语》,从此自己再也没有勇气读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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