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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生权威到病人权益 高永文吁重建互信
发布时间:2018-06-12 10:22:06 浏览次数:354

 来源:《信报 财经月刊》20181月号

/邓传锵

201771日高永文告别热厨房,卸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一职,重新执业做骨科医生。做官难,做医生也不易,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无官亦难一身轻。他笑称,近年病人权益高涨,诊症要像教书一样花费唇舌讲解。做官有引咎辞职的危险,今日做医生则有随时被病人天价索偿的威胁,见证香港医疗系统数十年来变迁,高永文呼吁重建医生和病人的互信

以为辞官后邀的这位有「民望高」之称的前局长会很容易,怎知道还是是要等了一个多月才轮到空档,早上九点依约来到位于佐敦的医务所按门钤,应门的竟是高永文医生。他笑着解释,自己最早上班,约人都会趁十点开诊前或中午一点钟休息这点「空间」。

被问到是否离开政府后,轻松了很多,这位前高官这样回答:「如果动手术,很多时七点半做,五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如果有病人在医院留医,上下班的时间都要去巡房,那更困身。另外,我还有些义务工作继续要兼顾。」

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要抽出时间进修。他向记者解释行规:「骨科规定要持续进修,做了五年政府,哪有时间进修呢?况且,那时做任何与职务无关的工作,都必须先向行政长官报告。」

「我希望用一年的时间进修拿回专业资格。我同病人说,这段时间,看病、开药、打针没有问题,但做大手术就要转介给我的拍档,或病人自行找医生了。」未来一年,这位名医只能担任手术助理。

人走茶未凉,卸任后高永文出席大小场合依然大受市民欢迎。自2012年掌管食物及卫生局后,风波不断,如2013年,内地禽流感鸡只再度输港,全港需采取杀鸡措施;16年出现哮喘猪,要销毁活猪;即使今年政府换届前夕,也有立法会议员批评高永文需要为医疗事故负责……然而这一切都无损民望,在梁班子中可谓异数。

被称「局长」五年,卸任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医生」,更喜欢做临床工作。高永文形容,从政是一时需要,从医则是长期心愿,这一切缘于小时候经常要陪父母看病。

小时候陪父母轮街症

早年父母从内地来港定居,家境清贫,高永文两岁时才告别板间房,成功上楼入住北角邨。父母体弱多病(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父亲因为吸烟,有呼吸道问题),要不时轮街症。

当年一大清早轮街症的苦况,依然历历在目。「小时候陪爸爸去西营盘覆诊,虽然九点才开诊,五点多就要出门,因为轮不到惟有明天请早」。

1976年中学毕业时,高永文选择报读港大医学院,与小时候家人多病痛,经常接触公立医院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有关。比高永文大十岁的姊姊,小时候目睹公立医院的护士很恶,长大后就立志做个好护士。高永文这洋形容:「在五十、六十年代,无论医生、遇士都是家长式的,我说你照做就是了,那时的病人也抱着顺从的心态。」1981年高永文在港大医学院毕业后到玛嘉烈医院做实习,见证当时公立医院的恶劣环境,才对医护人员多了一分谅解。

为了向未亲身经历的记者描述当时医院环境如何挤迫,他画出由于病床不够,要在病床中间架设帆布床的情景。「病床之间的通道,根本没有办法走近,因为布满两行帆布床。当时医护人员经常被帆布床的床脚撞到伤痕累累。」

那些年,人手、资源都短缺,高永文在儿科实习时,试过有日接收过七十个病人。资源少,医生的地位却很高,连医科实习生也备受尊重。「以前社会是家长式,做医生很有权威,连我们医科生,穿件白袍,挂个名牌,大家都立即肃然起敬。不过,医科女同学没有那么幸 运,经常被当成姑娘。」想起青葱岁月,高永文不禁大笑起来。

今日社会经历重大变迁。「连政府的权威都遭到挑战,何况是医生。今日医学生要自我介绍,表明是医学生,询问病人的意愿,病人有权拒绝。」

正式当医生后,高永文曾在急症室工作,试过一场严重火灾后,同时接收了十八个严重烧伤的病人。他称在公立医院工作十年,每天都是一场考验。

1990年医管局成立,标志香港医疗重大跃进。翌年高永文离开服务了十年的玛嘉烈,跟随梁智鸿加入医管局,希望改革香港的医疗制度。高永文指出医管局除了增加人手、增加资源外,亦将整个医疗文化从以医生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以前病人到公立医院看专科,通常6点钟排队,9点才派筹,拿到筹后苦等医生1011 点开诊。」

医管局成立 改变医疗文化

他澄清说:「不要以为医生懒惰,其实他们7点多就要先去所属医院巡房,然后才到专科诊所诊症。医管局成立后,就将专科病人的轮筹制改变为预约制,今次看诊后就可以预约下一次。医生也被分为两批,一部分去巡房,一部分9点钟就去看症。」

香港医疗文化的改变,高永文曾是推动者之一。2003年沙士爆发,当时行政总裁何兆炜染疫,身为专业及人力资源总监的高永文临危挂帅出任署理行政总裁。期间他作出多项具争议性的决定,如禁止探病、关闭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把病人集中玛嘉烈医院处理等。20047月,梁智鸿引咎辞任医管局主席,处于风尖浪口的高永文感触流泪。个多月后,高永文以约满为由,离开医管局,私人执业。

今日,病人的权益更高涨,高永文从政五年后重新执业,也要适应这种文化。他笑称,现时诊症就好像上课一样,要不厌其烦解释清楚,看一个新症起码半小时。「我要向病人解释病情,做什么可以帮助自己、治疗上有什么选择……一讲到治疗,就要介绍治疗成效,疗程价钱……」

「就算公公、婆婆不明白,他们也有家人陪同。现时获病人称赞,都是因为我能清楚向他们解释病情及疗法。」当然,高永文也承认有时的确很难解释清楚,「如果病人全部明白,就不需要医生这一专业了!」

高永文强调,病人保障自己的权益,医生尊重病人的权益,都是理所当然的,但近年却有走向极端的忧虑。「医护人员也有他的专业及尊严,现时有些病人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指责医生,私家诊所尤其严重。」最令医生惶恐不安的,还不是病人的口头指责,而是一封律师信。

律师找病人合作控告医生

在巨额赔偿的诱惑下,律师往往主动找病人「合作」控告医生,高永文形容,这股歪风正从欧美吹袭到香港。

在英、美、香港等实行普通法的国家或地区,医生们都害怕被索偿,高永文有次到美国开一个骨科专科会议,旁边另一个会议,就是讨论如何设立医疗过失赔偿的上限。「如果没有上限,法官癫起来可以判医生赔偿过亿。由于控告医生情况太普遍,在澳洲有一段时间,所有妇科医生以暂停执业来迫使政府立法设立上限。」

其实不单美国,英国也一样。高永文苦笑说:「以前我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开骨科会议,有一个讲者讲的不是骨科专业,而是NHS每年要花多少钱来作医疗赔偿及诉讼费。」

即使医生拥有专业知识,上到法庭仍处于下风,高永文解释,这与一个地方实行的法律究竟是大陆法抑或普通法有关。「大陆法需要一个专业机构来判断,但在英美实行的普通法下,法官跟陪审团都不懂医学,于是谁愿花钱就能请专家协助,律师可请最贵的专家,医生哪有这么多钱请专家协助。」

他解释,由于担忧法律诉讼费用,医院以至医生都要自保,衍生出医生与病人互不信任的流弊,最常见的例子,包括凡事都要病人签名作实,医生被迫买保险。

病人要签名 医生要买保险

高永文批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不健康关系,源于现行畸形的制度。「以前医生很有权威,说的话通常都被视为可信,在美国的法庭,却往往向病人倾斜。」

现时即使做一个小手术,病人签同意书也要签到手软。高永文无奈地说:「病人不想签这么多文件,医生何尝不觉得麻烦。不过,偏偏有些病人,医生已经向他们解释清楚了,却声称没有,甚至控告医生,胜诉的个案通常都是没有病人同意书。

他指出,医生、病人的沟通通常没有第三者,也没有理由长期录影,因此医院及医生为了保护自已,就把纪录制度化。

他举做手术作为例子:「手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写出来有一本书那么厚,惟有全部列出来让病人看及签名,否则出了事,上了法庭,没有证据,对医生很不利。」

高永文缅怀那「牙齿当金使」的年代:「从前医生与病人之间讲个信字,医生口头解释后,只会笔录向病人解释了什么。但现在这些笔录不能成为呈堂的证据。」

除了要病人签名作实,医生也要买保险保护自己。「虽然说人命不可用金钱去衡量,但判决的赔赏金额愈来愈天文数字,几千万、上亿元并不鲜见,所以医生要买愈来愈贵的保险。」

见证香港医疗制度从昔日医生拥有绝对权威,到今日病人权益过度膨胀,重操故业的高永文医生,强调要在权威与权益间取得平衡,医生和病人要重建互信。

观星、赏鸟、察民情

「我去旅行都未试过离开香港十日,因为长时间休假,很难安排病人预约。医生也很难真正退休,因为即使年纪大做不了手,也可以诊症做顾问。」医生工作忙,退休难,高永文认为,除了要在专业中精益求精外,也要有多元化的兴趣作为平衡。

读中学年代,高永文理科、文科都热爱,除了中国历史、文学外,也喜欢观星。初中已加入皇仁书院的天文学会,为了观星,曾在星空下捱过无数个通宵,难以负担价值不菲的天文望远镜,还废寝忘餐与同学DIY

2004高永文离开医管局开设骨科诊所后,开始在长子高伟琛的感染下爱上了观鸟,视为亲子活动。「我儿子在英国读大学本科时修读生物,原本有兴趣主攻鸟类学,后来觉得这门学科主要还是做研究,所以将观鸟作为业余兴趣,回港重头再读五年医科。」今年高永文第二度离开公职后,正计划购买相机重拾兴趣。

熟读长征历史

在高永文医务所的书架上,大部分的书都与医学无关,其中有本是关于长征的历史书。「几年前有人重走长征的路,我六次在中途加入,参加之前已经熟读这段历史。你们要知道,中国第一、二代的领导人,都是长征的『死剩种』,20万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到陕北只剩下3万人……」他笑称,自己不单对长征这段历史有兴趣,对于明朝的历史也想多了解。

为地区老店打气

除了观星、观鸟,有「民望高」之称的高永文也善于察民情,备受市民欢迎。「我与市民相处,比起与官商名流相处更自在,他们喜欢我,我也很喜欢融入他们。」

早前有59年历史的深水埗公和荳品厂重开,卸下局长身份的高永文到场支持,第五代传人「霞女」苏意霞感动到哭了起来。

被问到这段励志新闻,高永文道出一间老店的辛酸史:「这类豆腐铺铺位很细,只是领食品制造厂牌照,没有资金升级,以申请餐厅牌照,因此不能设堂食,只可以售予客人,这些铺头为了方使客人都设立枱凳,总有些人会投诉,一收到投诉食环署就要执法罚款。」

常年高永文执掌食卫局时,这是他的工作范畴之一。「通常食环署两边都不讨好,被骂到狗血淋头。或者被指执法不力,或者被指不保育香港地道食物。由于我是局长不便参与,但每次落区遇到这些店主,都会私下鼓励他们循正途申请牌照,我非常欣赏公和的后代愿意投资,来传承传统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