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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庆历新政」没坚持到底 「仁宗盛治」只能守成
发布时间:2018-11-28 09:41:16 浏览次数:53

来源:《大赢家》2018年10月号

文/周小娟

        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明君之一,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可惜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因遭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反对而作罢,令北宋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从此走向衰败。但在那个封建年代,宋仁宗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算是很难得,被誉为「守成贤主」确当之无愧。

        从贫民到敌人赢得不舍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剽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塚,寄託哀思。」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出生日,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一一在他之前,所有皇子都天折了。于是他被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7岁时举行隆重加冠礼

        赵祯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其前五子相继天折。在受益不满5岁的时候,真宗就采纳朝中大臣的建议,对他封爵建号,以系人望。授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并规定了月给俸钱200贯。受益7岁时,真宗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再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进封寿春郡王。制命一下,宋朝各州郡都纷纷上表庆贺。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命令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一座读书学习的学宫,名为「资善堂」。任命宦官入内押班,周怀政为学宫都监,宦官杨怀玉为伴读,任命河北转运使张士逊、左司谏崔遵度被任命为受益的启蒙教师。从此,受益开始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儒学教育。天喜二年(1018)二月,真宗再次采纳了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谏言,以升州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并加官太保,封为升王。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被命为升王府谘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天禧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了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陈执中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升王受益被立为皇太子,并赐名祯,增月俸为2000贯。同时张士逊、崔遵度等被任命为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非常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就这样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的继承人。这年,他才9岁。

        13岁登基为皇帝

        乾兴元年(1022)三月,真宗在延庆殿因病逝世,赵祯奉遗诏登基为皇帝,年仅13岁。

        赵祯即位之后,奉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事实上,军政大权已经完全被刘太后掌控着。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宰臣们草拟了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主 张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却力争不可。王曾还援引旧制,主张皇帝和皇太后每隔五日一起御承明殿,皇帝位在左,太后位在右,垂帘听政。丁谓却提岀,赵祯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大事由太后与赵祯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来决定)。最后,还是丁谓的意见被采纳。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

        与太后一起听政

        丁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了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了刘太后的耳朵,开始对丁谓有些不满意。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和雷允恭互相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的亲信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赵祯也改为每逢三、五天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赵祯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宋仁宗也是逐渐成熟起来,处事方面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与思想。慢慢地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与管制。15岁时,由太后做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为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赵祯借唐代设轨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1032),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及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范仲淹得罪太后被贬

        天圣七年(1029),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请刘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赵祯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赵祯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不满。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赵祯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军国大政同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只存后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赵祯结束了他的儿童皇帝生活,开始独立主政。

        赵祯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赵祯,也因被怀疑曾依附太后,被罢相,贬出判陈州。赵祯重新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内忧」刚平「外患」接踵至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因是岁旱蝗,有人提出应改元以应天变,导迎和气。还有人提出,明道之前建元天圣,是当时丁谓为取悦太后所为。后改明道,「明」字日、月并列义与天圣相同,也应改元。赵祯于是下诏,明年改元「景祐」。赵祯对刘太后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故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赵祯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赵祯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赵祯。景祐元年(1034)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皇后之争暂时平息。

        不断「内忧」刚平,「外患」也接踵而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建立西夏王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边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司爵,欲对西夏进行征讨。十一月,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打西夏起用韩琦为统帅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赵祯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赵祯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赵祯以为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1042)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赵祯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赵祯不得不谋求与之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1044),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亘额「岁赐」。赵祯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疋,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北方契丹虎视眈眈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赵祯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沾边延长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1034),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做出侵宋的准备。赵祯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1042)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赵祯,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割让于契丹。赵祯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赵祯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疋。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又是次「澶渊之盟」。

        景祐二年(1035)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核,赵祯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赵祯,李迪党庇范讽。赵祯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是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赵祯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效法唐太宗腐开仕路

        赵祯亲政后,效法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作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人取额多达干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赵祯亲政后,擢范仲淹任谏职。当时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赵祯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赵祯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后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他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倏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谘访奏闻。他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座和笔箚,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主张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保陈十事》的奏疏,提岀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略去、减徭役覃恩信、重信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粥、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施行,号称「新政」。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文彦博接任宰相职位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在处理国事方面,宋仁宗也处处体现宽大为怀的精神。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因此建议出兵讨伐。宋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高丽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最终对出兵高丽事置之不理。

        包拯和宋仁宗在朝堂上事吵

        正因为宋仁宗具有这种仁德和气量,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才会出现包拯这样的直臣。包公不仅敢和宋仁宗在朝堂上事吵,而且唾沫飞到宋仁宗的脸上,他也不管不顾;也正因为宋仁宗具有这种开明和民主的作风,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才会出现杜衍这种不给皇帝留情面的宰相。

        庆历四年(1044年)9月,杜衍担任幸相后曾向宋仁宗提出,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理由是武将兼任地方职务,是一种权宜做法,一是为了解决战争年代武将待遇较低的问题,二是出于边防事权统一的需要。如今是和平年代,武将兼任地方职务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说,现在能够兼任地方职务的武将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纨给子弟,而那些没有背景 和门路的人,则享受不到这种优惠待遇,因此是不公平的。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为了做到一视同仁,所以必须免除他们所兼任的地方职务。宋仁宗全同意杜衍的意见,当即指示:就把这一建议作为正式规定下发执行,并通告全国。

        然而,这一文件刚刚颁发3天,就被宋仁宗自己给破坏了。这天,一位担任重要军职并与宋仁宗关系极为亲近的外戚来到宫中,像牛皮糖一样缠住宋仁宗,硬要他答应让自己兼任某一地方的行政职务。宋仁宗天性仁慈,就点头同意了。很快,一张由宋仁宗亲笔书写的关于「任命某某某为防御使、四厢都虞侯、知南京」的「内批」就送到了宰相杜衍的面前。为了表明此次破例确实情况特殊,宋仁宗还特意在「内批」上注明:「任何人不得以此为例,跟着起哄。」

        杜衍对仁宗「内批」也敢拒绝

        看到这张「内批」保子,杜衍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第二天,他就把「内批」当面送还给了宋仁宗,并说:「皇上刚刚降下圣旨,一律免除武将兼任的地方职务,现在怎么又从宫中批了这么一张条子下来?」宋仁宗感到很难为情,他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事情确实出于无可奈何。」一边又用讨好的口气对杜衍说:「爱卿就看在朕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勉强办理这一次吧。」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杜衍应该不好再驳皇上的面子,赶快回去起草文件,按宋仁宗的意思任命该官员。然而,只见杜衍正起脸色拒绝道:「您就说杜衍不肯。」由于有杜衍的严格把关,这位外戚想兼任地方职务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皇帝「内批」用人,其做法多半是为了酬谢私情,也为宵小之徒打开了跑官要官之门,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宋朝官吏任免程序,事先都得通过中书、门下的考察推荐,也就是必须经过正常的铨选途径确定任免名单,然后报请皇帝批淮,这才算正当和合法。但话又说回来,在皇权大于法权的古代,官帽都装在皇帝的口袋里,他要任命谁担任什么职务,只要皇帝一意孤行,坚持己见,谁又能阻挡得了?宋仁宗能尊重宰相的意见,已称得上是明理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