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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从改革者到革命者
发布时间:2019-07-27 08:51:56 浏览次数:266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20190723

       辛亥革命,海外留学生厥功至伟,不必多说。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从参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最后支持革命,从温和的改革者到激烈的革命者的曲折过程,不仅反映了留学生的心路历程、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心态变化。进一步说,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容闳确非风云人物,但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因此他的一生,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容闳

       启蒙先驱

       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因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容闳7岁时,其父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小小年纪就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普通农民最简单最普通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免除学费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最早破除了“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他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伦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容闳决心随勃朗校长夫妇返美,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于4月12日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意想”,而几年前的“游纽约”的幻想今天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这使他今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校长哈蒙德校长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在18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历史学家伯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苏格兰,所以也常被归入这个学派。18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作“大不列颠的雅典”。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后来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也可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顿,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过去。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  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更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快毕业时就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事实证明,从他1854年回国后到1872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18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8年的祖国。

 

耶鲁大学容闳像

       他为报国而回,但尴尬地发现自己对汉语已十分陌生,于1855年夏天在广州补习了半年汉语。就在这期间,他看到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屠杀上万人,尸横遍野,愤怒异常,从而认为农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对太平天国有一定好感。

       当年只有“科举”才能进入体制内,他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海龟”却“无人识”,于是只能通过关系给在广州的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当秘书,薪水不高,且为国人看不起,但他想通过伯驾结识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派中国学生出国留洋的建议。然而他根本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官员,于是在三个月后辞职,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不久又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英国人掌管的上海海关处任翻译。海关工作轻松,薪水极高。然而时隔不久他又坚决辞职,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海关。他的亲朋戚友都不理解他为何放弃报酬如此优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么工作,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写道:“第念吾人竞存于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予于所事,屡次中辍,岂好为变迁哉?” 

       从海关辞职后,容闳找到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工作,当起了“买办”。买办收入颇丰,但非他所愿,他一心想的仍是如何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进而改造中国。

       从“太平”到“洋务”

       在上海,容闳的社交面逐渐扩大,与《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曾国藩办洋务时都入曾国藩幕。

       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把近代化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容闳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建国之策。这些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蓝图。虽然当时看来像是天方夜谈,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建议的优点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他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不过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这番话其实婉转告诉容闳,现在根本无法实行这些设想。容闳大失所望。

       虽然洪仁玕任命他为高官,但容闳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根据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断,对他们最后能否成功大表怀疑,认为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 第二天,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谢绝了洪仁玕的好意,同时告诉干王,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领袖们决定实施他所提建议,或仅实施其中一项,只要需要,自己将尽力而为。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但他对其却并不完全否定太平天国:“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政府、政治严重的腐败黑暗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确是真知灼见。

       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国来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结果完全落空。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 敢于冒险的容闳在无人敢去的太平天军与清军“拉锯区”低价收茶,到上海、九江等地高价卖出,虽然几次有惊无险,但获得颇丰。不过,他马上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想靠自己经商致富改造中国完全是幻想。幻灭之后,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

       正在苦闷之时,曾国要自己的几位幕僚、也是容的朋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分别发五封信邀容来安庆入幕,次次紧催。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身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但对此计划他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不知道机器生产情况,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容闳向曾国藩等人解说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有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仍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之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一个星期后,曾国藩给容闳下了委任状,授予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带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通过皇帝赐给他特殊的官阶和待遇。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他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或者说主要并不是在于武器,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认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从仅想创设制造来复枪的工厂改为建造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而且,一个半世纪后,历史终于应验了容闳的预言,中国确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贱”,成为“世界工厂”。

       艰难开辟留学之路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自己与曾毕竟不熟,而且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没有概念,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不达。

       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8月顺利运到上海,完好无缺。容闳也在9月回到上海。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被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官位五品。在江苏省衙任通事译员,容闳结识了另一重要的洋务官员丁日昌,丁当时为苏淞太道。两年后,丁日昌升为江苏巡抚,这时他对容闳的思想、见识非常了解、佩服。由于他与在中央掌大权的满族大臣文祥熟悉,所以鼓励容闳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写个条陈,由他转给文祥。然而,条陈交上,并无下文,容闳深感失望。

       失望但不灰心,容闳只要见到丁日昌仍叮嘱他不要忘记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恳请他向曾国藩提及此事,甚至请他直接向皇上奏请。丁日昌毕竟更了解官场成规,劝容闳不要操之过急,耐心等待。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丁日昌受命处理此事,急调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可乘机向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处理基本结束时,容闳再次向丁日昌详述了自己的计划,要他向曾国藩进言。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国藩大力推荐容闳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曾的首肯,表示愿向朝廷奏请。容闳得此喜讯已是深夜,已经上床,睡意朦胧,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 历尽艰辛、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理想终于快要实现, 他确不能不如此兴奋;而且他坚信,如果他的教育计划能够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曾国藩知道此事重大,自己一人的威望仍嫌不足,于是立即联合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李又联名上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启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首批留美幼童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和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打篮球、棒球、足球,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被清政府官员发现后非常愤怒。幼童们1876参观了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在参观博览会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专门接见了留美幼童,他主动与幼童握手、照相、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用心学习。美国总统平易近人,与见中国官员要下跪磕头形成鲜明对照。幼童在美国一点点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产生反感。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陈兰彬、区谔良、吴子登等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容闳以为双方的不同通过彼此沟通、交流就可解决,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官场政治文化中首先偷偷向上级打对方“小报告”的传统。陈、吴、区等不断向朝廷、李鸿章等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任其放荡 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这些学生被批评为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少而游戏时多,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竟被说是鼓励学生加入各种秘密社会,学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总之,留学外洋是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实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等等。 支持留学事业的曾国藩已于几年前去逝,国内顽固派官员本就坚决反对派留学生,此时借机全盘否定留学事业,有人上奏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甚至原来支持派留学生的恭亲王奕訢也态度生变。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朝廷于是责令李鸿章等查明此事,对失职官员坚决调离,对留学生要严加管束,有不服从者“即行撤回”。李鸿章立即致信容闳,批评他严重失职,要他今后少管留学生事务,同时命令陈兰彬、吴子登等“设法整顿”留美幼童,但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勿因个人积怨将事态扩大。

       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此时才知道陈、吴等人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说明真相,但为时已晚,朝廷已深受陈兰彬等人的影响,认为留美幼童问题严重,容闳难辞其咎,而且陈兰彬等人继续连上奏章,罗织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将留美学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态度后,容闳又气又急,四处奔走,想法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挽回事态。

       但这些全无用处,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上《奏请撤回留美肆业学生折》,援引陈兰彬的话指责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不辨事非,“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提出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不过,其意义却不容低估。容闳的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首批派遣留学生毕竟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打开一个缺口,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直接沐浴“欧风美雨”,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新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参与维新

       留美幼童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常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以前曾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兼翻译,容闳在美与他相识,爱国心切的容闳连发两信给他,提出两大抗敌对策,要他转交张之洞。第一策是中国向英国商借1500万元,购军舰三四艘,雇佣外国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日本“首尾不能相顾”,必然要调回部分在朝鲜的兵力,中国于是可乘机急练新军,海陆并进,抗击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给任何一个欧美强国,借款4亿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与日本长期战斗的军费。或许这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但他的爱国情怀,却跃然纸上。

       对容闳的建议,张之洞倒是认为第一项可以一试,而第二项万不可行。于是发电报给容闳,要他立即前往伦敦办理此事。得张电报,容闳更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自己义不容辞,立即由美赴英,几经努力,与英国银行界人士达成借款协议,以中国海关税作为担保。但由于清政府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两党权争激烈,李鸿章与张之洞矛盾重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互相拆台。张之洞提出的以海关税为担保向英国借巨款之举,被慈禧、李鸿章否决。

       长期居住美国、满怀爱国热情却颇为天真的容闳,对高层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了解无多,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有位高权重的张之洞支持肯定无问题,就抓紧时间与伦敦银行集团签订合约,没想到最终却未获最高当局批准。但伦敦银行集团却以毁约质问容闳,为何事先不与中国政府商定就匆忙签约,他们指责、控告容闳欺诈,并准备向法庭起诉。后经美国朋友调解,容闳才未被起诉,悻悻然回到美国。

       容闳虽然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还因此被英国银行指控,但他仍不气馁,满腔爱国热情并未因此减弱,反因《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高涨。返回美国后立即致电张之洞,表示仍愿为国效劳,请张指示此后进行方针。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得张电后,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于夏初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脱下西装,穿上刚刚买来的清朝官服,戴上假辫子,匆匆赶到南京,拜谒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每当容闳问起伦敦借款之事,老于宦道的张之洞总是回避岔开,也不告诉朝廷未批准的原因。但提起李鸿章,张之洞则恶语不断,容闳对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政治的复杂腐败,这才有更多的了解。会见中,张之洞问他有何兴国之策,他向张之洞提出聘请洋人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使中国行政机关依西欧成规,重新组织建设。

       这些建议说明,他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改革、建设的时候了。虽然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但容闳爱国之心不死,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国家还没有国家银行,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也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后曾将美国的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使国人闻所未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正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訢、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 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使容闳的筑路计划胎死腹中。

       容闳开始听说自己的银行、修路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程度,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决定行否。他以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报效,所以开始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大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无艺、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被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有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大报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寻找、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最后朝廷制度改造,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通过洋务派的努力最后失败,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表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实行“三湘新政”,成为维新运动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容也对“三湘新政”大表支持,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双方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长康30岁,长梁45岁,已有相当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成为维新派的会议室。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备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年5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 “与洋人时相往还”,虽未明说,却又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汉奸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

       6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而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军权,完全被她掌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由谭嗣同在9月18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支持维新、武装保护光绪皇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维新派约定在容宏寓所会面,等候谭的消息。当晚,梁启超先来容寓,稍后康有为也来此,他们与容一同紧张等待谭嗣同到来。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随后两天,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维新派一派愁云惨雾,在一筹莫展之际,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请美国驻华公使朝廷外交干预,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但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没有军事压力,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谢绝了容的好意。9月21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加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危急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

       容闳是维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缇骑四出,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在租界躲避清政府追捕。

       走向革命

       由于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元善,容闳还将经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能召集500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3、4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想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这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如上所述,容闳对张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认为慈禧仍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三十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然而,一旦确定慈禧仍掌大权,“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为“洗清”自己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因此有“立场不坚定”之嫌,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中,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运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容闳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与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红龙计划”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陷入低潮的立宪运动风生水起,而且使一些留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略、争夺我国东北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04年 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10 日,双方正式宣战。

       对这场主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但相当一部人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自然关注异常。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这场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当然十分愤怒。同时,他们又做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题为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人种而是由于制度。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健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中国人民的理想肯定与今天非常不同。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具体制定了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 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用。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有人称为“尊君爱国有同心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二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驻日公使蔡钧在奏折和给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都将“拒俄义勇军”与从前的唐才常武装勤王的自立军相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对此时尚属“保皇立宪”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吾物”的时候,不应该不追强盗而只责备自己仆人的通盗之罪,应与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都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影响之大难以估量。1903年7月,“军国民教育会”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此所谓“民族主义”,即反对满清之革命是也。

       此时孙中山也将活动重点放在留学生身上,“革命力量”开始形成,“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无革命维持现状,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会让步,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然而。但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事实是各路权贵、官员借改官制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不仅没有实质怕性改革,反而是满族亲贵的权力得到加强、汉族官员的权力被削弱。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