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荐 文 章
当前位置: >> 首页 >> 学术·人生 >> 独特的高华——林达
独特的高华——林达
发布时间:2013-02-18 09:36:22 浏览次数:1222

  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

  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

  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她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来自天堂门前的问候,心被瞬间穿透,留下一个永远不敢回望的处所。得到的太多,回报的太少太少。那种感觉,就像回想自己已经远去的亲人。相信这样的感觉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语言贫乏。此后一个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关高华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里,高华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如高华那样,能得到那么多不同类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处,他却始终很自然就踏踏实实留在地面,没有一点点虚饰,真实、干净。有朋友试图在寻找塑造他的文化因素,我发现,没什么道理可讲,别人也学不来,是上帝就把他造成这样,对高华,一切只是顺其天性。

  2010年底,高华病重恶化来上海检查。我恰在上海探亲,就和朋友一起去医院探望,顺便一起吃饭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们不由紧张。可面前的高华还是原来那个透亮的高华,心态健康、积极光明、就像没有病。高华不是“硬汉子”,紧张害怕难过都有,他只是给自己划出一条线来,就能做到不跨越过去。见面后,还是他的历史话题,还是对历史细节的啧啧惊叹和称奇。探视变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们忘记了他的凶险病情。照料他的孙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对高华的照顾尽心、周到、细心。看后来的追悼会录像,那个难以控制想去唤醒高华的,就是小孙。饭后他起身去厕所,因腹水起立缓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听小孙匆匆谈检查结果,我们的心骤然落入谷底。高华回到桌旁,从我们不会掩饰脸色而猜到话题,就主动和我们聊了几句自己的情况,平平静静。

  所以,不论何时提到高华,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学”。而高华是以其学术成就而成为高华的。高华有他独特的学术轨迹。

  我一直对景明说,高华其实是个特别老实的孩子。高华曾回忆,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报有“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的脑袋轰的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他赶紧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贺军,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们讨论下来,才一致认为,这不可能,这“违反了科学常识”。那年高华将临十三岁。

  走过那个时代的孩子都会同意,童年的高华和贺军并不寻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冲击的孩子不计其数,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不要说小孩,成年人都属凤毛麟角。而对待一个毛泽东高寿年龄的细节上,又看得出他不但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认真老实的孩子。

  高华是天生对历史好奇,看他从小的阅读方向、入迷地细心琢磨历史、时事中人物事件来龙去脉,这是天生素质。可是,是什么决定了他的研究专题?感谢景明转来了高华学生黄骏找到的资料,让我看到高华内心深藏的情结。

  那是高华父亲年轻时代的故事,父亲的好友殷毅为父亲写的个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为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写的序言中说:“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的舅舅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这样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变社会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由于学了报务,最后他作为共产党间谍,进入了当时首都南京的国民党情报机构核心,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此后又进入南京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这经历几乎就是电视剧《潜伏》主角的翻版。

  1949年以后,高华的父亲任职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五十年代初,南京开始对原来地下党作彻底清理整顿,和高华父亲一起被送苏州审查有十个干部,其中八个是分局和局级干部。结果,其中九名被认作“敌人”逮捕,有人后来死在狱中。几十年后又全部平反。高华父亲虽幸免入狱,也在1954年被开除党籍;在1955年毫无证据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调去小学教书;1958年在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情况下被定为右派,被殴打、发配农场劳动;在1966年的文革,为避免被打死,他离家出逃,高华那年12岁。这是自己的父亲,他是共产党功臣,对“自己人”如此残酷的肃整残害,入迷于历史的高华要寻找谜底,这和张鸣研究土改一样。高华只有在参透了延安整风、张鸣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们才可能安心地转向其他历史选题。那是他们生命中必须先解的情结,而龙应台,百转千回,也必要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华父亲就是一个“后延安整风”的牺牲者。

  高华是个老实人,在胡杰的采访中,他承认自己认知的“过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写的文章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些变化,有些没有变化……立此存照,让读者可以看到哪些变,哪些没有变。这几十年,我讲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长的(时期)、长期我们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是对这种影响在审视它、重新观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它再见。”

  1999年,高华在他写完《红太阳》之时,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价值取向:“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同时,他不仅对红色思潮的大量参与者充满同情——他们就是他的父亲,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他的否定是聚焦在党内“极左思潮”、“权谋政治”下内部整肃的“观念和范式”,他父亲遭遇的整肃,正是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这是高华在1999年的真实认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红色思潮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他也还在和主流影响告别的大半途。但是其后,高华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经完全超越了政党内部整肃,而扩展到他父亲在遭到整肃之前,也参与期间的那场旨在颠覆法治的革命。他在为他父亲参与的革命所迫害的灵魂和被镇压的和冤魂伸张正义——那里有张鸣的父亲、胡平的父亲、有他许多好友们的父亲;待高华在最后岁月读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应特别强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想到1949年自己父亲的潜伏,他是此方的孤胆英雄,彼方的内奸罪人,那千千万万如他父亲一样,怀着美好理想,却误陷一个注定要进入的悲剧。而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另有一种超越“敌我”的价值在。高华写道:“岁月无声,江山有情,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此时的高华,他早已经和父亲参与的革命,和“主流影响”,彻底割裂。

  高华写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内心强烈的触动欲跃出纸面,但他天性的温和及学者修养令他克制。我也在想,为什么读《红太阳》,一点读不出高华当时的认知局限,为什么它无疑能够成为传世之作?谜底就在于老实的高华要求自己“求实求真为依归”,高华写道,“我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因此,高华的著作只从“实证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论述。虽然他认为对这段历史作理论分析也“极为重要”,但是谨慎的高华“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他着力于细节记录、“个案研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后记中强调,读者甚至不会感受到这种局限的存在。高华记录的史实在说话,在突破这个局限。

  高华走后,我重读高华这七百页巨著,条理如此清晰。他选择延安整风为主要对象是极为明智的选择。因为延安整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全套整肃套路,它涵盖了整肃“观念、范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编织的天罗地网已经成熟成型。而它的结局恰是绝对个人权威的确立,“红太阳上升”。但是,高华的严谨记实,同时在指点一条他自己并没有用理论去阐述的清晰路径。

  延安整风是一场内部整肃,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肃AB团”的一个扩大翻版。它依据是国际红色思潮的理论,确立一个超越传统法治中“罪与非罪”概念的阶级敌人概念。这个敌对阶级,就是有产阶级。红色思潮起于西方工业革命突发的劳资冲突,所以“敌我”阶级对立中,资产阶级成为这个“敌”,产业工人成为“我”。红色思潮涌入中国后,高华指出,它演变为一场农民革命。毛泽东的党变为“农民党”。也就是说,地主富农甚至在极端时任何有地产的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敌”,而国民党被认为是“代表了”有产阶级,才成敌对政党。而党内“土地政策”的“极左路线”和非“极左路线”之争,只是这个“敌”的群体是只含“地富”,还是再划入中农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泽东就曾经主张没收所有私有土地。

  于是,传统社会“罪”和“法”的概念被颠覆。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但合法拥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敌人,杀了这样的“私产拥有者”,可以是阶级斗争的正常行为,所以这样“杀人”可以是“无罪”的。从“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对“法”的颠覆,这是中共党内整肃的理论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划入这样的“敌人”阵营,就可以任意杀戮。

  高华让我们看到,甚至在“肃AB团”两年之前,最早的内部整肃,即毛泽东在1928年领导的“洗党”,打击矛头就已经可以“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肃AB团”的借口就是:“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地富路线”控制,并且可以“给负责人任意扣上‘富农帽子’”。“洗党”起于在内部“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那些被戴“富农帽子”、被当作“地主富农”整肃的干部,当然不是真的拥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场站在地富一边,推行“地富路线”。此刻,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线罪”,对被整肃的干部,已经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处极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获得了高华所说的“镇压的正当性”。

  高华的如实描述,让我们看到一条线索,延安整风之前是“肃AB团”、“肃AB团”之前是“洗党”,再轻轻一扯,就可以扯出关键:起源于西方的红色思潮理论在为中国共产党内整肃异己提供“观念”:每一个红区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农成为可任意处置的“敌人”群体,成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彻底颠覆后,定罪失去标准有罪群体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扩大,只要和无限扩大的罪名沾点边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产者,可以是有产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于有产者存在的政党,可以是有利于保存有产者的路线甚至想法。“肃AB团”时,红军“群众”有“动摇”、“表现不好的”,都“应捉拿”、“究办”了。那是个人人自危的可怕社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名红军内肃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 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为革命出生入死的红军遭遇尚且如此,遑论“外人”。

  发端于苏俄的逼供、酷刑、杀戮,划罪、提供了肃、整“范式”,再结合中国式“个人权谋”的娴熟运作,从打土豪、杀地富,发展到内部肃整,尤其是延安整风,高华展现了肃整不断操练、直至炉火纯青的细致发展过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万万四千万中国同胞,许多人扭着刚学的秧歌舞迎来延安。他们对这段延安历史毫无了解、对这套“观念和范式”的实质意味着法治消失毫无概念,所以也不会料到,他们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安全。他们没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们, 还是从土改开始,红区打土豪变为全国性土改,开始搅动漩涡,延安进入城市,敌人的罪名也在扩大。从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卷入被一次次整肃,漩涡越转越快,卷入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文革深渊。成千万成千万的人,没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还是一脸迷茫: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释:噩梦只是起于中国偶遇几个坏蛋搅局,现在一切拨乱反正,可以高枕无忧。

  1991年,文革结束十五年。父亲已经平反,高华进入红后代的行列,而且是红色功臣之后。随文革后“平反”的逐步展开,父辈恢复名誉,这是许许多多红二代的共同经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忙于准备接手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优势拓展事业,许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筹备将军子女合唱团,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宝塔山,颂扬父辈起于延安圣地的荣耀业绩。

  此刻,只有那个独特的高华,老老实实读了太多太多真实的延安故事,他在简陋公寓的一个写字台前坐下,一个老式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红色先驱苏俄的崩溃。

  高华展开稿纸。是时候了,他要写出这段几近淹没的历史,领我们,他现在和未来的朋友们,领他的同胞们,去看看他们灾难的源头。

 
                                                   作者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