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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多棱镜:想象与现实
发布时间:2014-05-14 17:32:47 浏览次数:1258

摘自2014年1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04版  记者:王尔德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对中国现状的一种描述。它既是人们对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寄予厚望的原因,因为占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希望改变这格局,但要改变这一格局何其艰难!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制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迟迟难以出台的原因。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城镇化”这一主题成为出版界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恰恰是这种困境成就了出版界的策划热潮。因此,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城镇化的丛书、单行本,良莠不齐,众声喧哗。

  第三次城镇化浪潮

  中国的城镇化开始于一个特殊的背景。

  对这一特殊背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城镇化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之一,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一书中做了很好的解释。

  在李铁看来,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就已经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尽管当时的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积累的公共利益,发展工业化。而当改革开放后,日益增长政府的公共投入由于各种原因偏向各类城市的时候,当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时,被强制滞留在农村的人口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成了弱势群体,而且是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在这种利益格局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利益存在冲突的群体。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启城镇化,先后经历了19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的“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城镇化模式。截至201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全国人户分离半年以上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但业界有人认为,这一城镇化率存在17个百分点的水分。这部分人每年中超过六个月以上时间居住在城市,但并没有取得户口和与之对应的社会福利,又被人称为“半城镇化”或者“伪城镇化”。

  那么,新一届政府所提的新型城镇化,应主要针对的是“离土又离乡”第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带来的后遗症。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其参与写作的《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李强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

  也就是所谓“人的城镇化”。这一理念看似简单,但针对性很强,主要针对的是此前的“土地的城镇化”、“房子的城镇化”或“劳动力的城镇化”。再次溯源,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过去的城乡发展战略。

  简而言之,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和工业从农村单向抽取各种资源的过程。改革之前,农村是城市资本积累、农产品的来源;改革后,农村成为土地财政、剩余劳动力来源。这与我们过去借鉴了前苏联1920年代早期提出的“价格剪刀差”理论影响有关。

  这种理论认为,通过“价格剪刀差”先发展工业,再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就可以加快整体经济的发展进程,并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但这种理论已经为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证明并不成立。尤其严重的是,它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制度壁垒阻隔,因为实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前提,就是采取严格的城乡壁垒,否则政府就不可能控制农产品价格。

  城镇化的“势”、“道”和“术”

  如果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话,必须破解上述理论观念上的迷信。

  我在此要推荐两本具有这种功效的书,第一本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周其仁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由于这本书是专栏文章结集,不像其他专著那样的大块文章,读来枯燥且有压力,而是趣味横生。尽管如此,周其仁也是有野心的,他的野心并非限于就城镇化而应景地谈城镇化,而在于通过城乡分野这一既成事实,去谈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

  这本书看似发散地有些跑题了,但实际不然,因为城镇化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经济社会转型后的结果,跳出城镇化的框框才能更好地谈城镇化,所谓功夫在诗外。这是一本将“道”、“势”、“术”结合得很好的书。

  叶兴庆的《现代化与农民进城》(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同样值得注意。也是一本将城镇化问题的“道”、“势”、“术”结合得很好的书。

  叶兴庆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学农业经济管理出身,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地研究三农问题。他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参加过自2003年以来的历次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大量的调研材料和政策建议。这本书大都是他写给国家决策层的“折子”,分为五个主题: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如何退出农村;农民如何进入城镇;土地如何城镇化;农民进城了,农业怎么办?

  实际上,无论在《城乡中国》,还是在《现代化与农民进城》中,“土地”问题争议最大。周其仁等认为,土地确权和流转对农民有益。而华生在《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中则认为,土地流转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应谨慎地开展农村土地流转。而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东方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一书中,对上述学者全部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华生等变革地权的主张,只是一种浪漫主义想象,不符合农村的现实。

  学者之间争论的是非曲直在此且不论。假如你更关注“术”的层面的问题的话,我要向你推荐前文提到“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中的其他几本,如 《促进城镇健康发展的规划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土地整治:政策与实践》和《中国小城镇发展规划实践探》,都是值得参考的专业读本。

  但不少学者始终坚持认为,城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道”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更应该从根本上,着力促进公民基本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促使城乡包括人口、资本在内的市场要素的双向流动。只有这样,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才能同时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无法落地的乡愁

  在城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具体个体的卑微的生活和命运。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农民要进城,但不可能都进城,更不可能都进大城市。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城镇和农村要和谐一体,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不能有巨大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否则就会城镇不像城镇,农村不像农村。

  但在二元结构下的农村日渐凋敝也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所以,“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尽管这记忆是多么地惨痛。更多的人将像罗大佑当年刻画的那个“鹿港小镇青年”一样。

  他离开家乡去台北寻梦,发现“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但回眸故乡,发现故乡虽在,却也有家归不得。在城镇化的大潮下,家乡也在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这一群体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之中,终身都要忍受身份与灵魂上的撕裂。荆永鸣的小说《老家有多远》(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描绘的是大陆版的“鹿港小镇青年”。他清晰地描绘了家乡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地刻骨铭心。

  在这本小说里面, “农村”已不再是让人魂牵梦绕的桃花源,其生态环境可能比城市更恶劣:小煤窑、私搭乱盖的房屋、胡乱规划的道路、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因为缺乏治理而更加严重的水土污染……乡村的人际关系也由传统的熟人社会下形成的温情关系,日渐演变成赤裸的毫不遮掩的利益关系。

  不知多少人在心里,都和罗大佑与荆永鸣一样回荡着“乡关何处”的喟叹。在我们怀念昔日农村的美好时光的同时,英国的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英]雷蒙·威廉斯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出版)中,却指出英国人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持有类似的怀念,但他认为这种怀念是一种想象。

  他通过对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 “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换句话说,城市的“城市病”固然让人痛苦,但乡村也无法拯救城市。

  然而,在城镇化浪潮已经势不可挡的情形下,也许需要反复追问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何以安顿我们焦灼不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