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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者: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不能再靠功利推动
发布时间:2018-04-11 14:06:30 浏览次数:381

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

文/戴仑、席溪、时擦

  本刊曾于028期发表《中共统战流变 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一文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共的独有法宝“统一战线”,也应该有所“升级”,服务于这一目标。

  而中共于2月25日发布的修改宪法建议,就将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加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与本刊此前的主张非常相似。

  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与毛时代、邓时代相比,有怎样的发展与超越?中共改革如何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柯华庆认为,统一战线是一种民主模式,“民族复兴统一战线”内涵更广、包容性更强,目标也更宏伟。在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向世界证明中国价值更具普世性的自信。

  多维:应该说中共每一次修宪都有具体背景,这一次修宪为什么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增加“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表述?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

  柯华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是现在才出现,2015年5月18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就已经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上加入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源头可以追溯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刚开完,习近平在当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的说法出现后,还需要经过一番必要的程序。中国大陆上一次修宪是2004年,这次将中共认为已经可以定论、定调的提法写入宪法中,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是革命统一战线,邓小平时代是爱国统一战线,到了习近平时代,我曾经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这个提法是受《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启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显然比原来的“爱国统一战线”气场更大、包容性更强,要实现的任务也更加宏大。我曾经就这个提法写过一篇内参,时任统战部长孙春兰也做过批示。倒是这次修宪,统一战线的总名称依然沿用“爱国统一战线”,反倒是让我有点愿望落空的感觉。

  多维: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与毛、邓时代相比,有怎样的承袭与延展?

  柯华庆: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模式,即“党导民主”,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毛泽东不是有个著名的说法吗,“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句话实际表达了民主政治的精髓:多数取胜原则。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区分出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实际上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应把革命思维转换为建设思维,但毛泽东一直保持着革命思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总放不下“朋友—敌人”的概念。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称为中共的“三大法宝”,我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放在一起,叫“党导民主”,武装斗争则是为了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以前者是民主的手段,后者是民主的目标。

  在邓小平时代,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依然共同形成民主手段,而民主目标,从武装斗争换成了经济建设。

  到习近平时代,民主目标已经从经济建设变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统一战线就是一种民主模式,只不过不同阶段所服务的民主目标是不一样的。

  多维:在毛时代和邓时代,统一战线都有具体的“目标取向”,比如毛时代是抗战和建立、建设社会主义,邓时代是发展经济。而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下,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显然需要对之前的统一战线有所超越,画出一个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更加广泛的同心圆。

  柯华庆:民族复兴肯定比经济建设的内涵更广泛,经济建设的目标很单一,就是要富强。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老大,因为曾经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是老大,现在不是要复兴古代的文化,是要复兴老大的地位,中国的“中”本来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所以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目标也更宏伟。

  在具体的统战目标人群上,举例来说,对于海外华人华侨群体就应该有新的包容性。过去统战工作一般会举出两面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必须爱国才能纳入统一战线,而爱中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爱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很多海外华人不一定赞同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甚至不一定“爱国”(不认同中共政权),但他是华人身份,黄皮肤、黑头发,都是炎黄子孙,他爱自己的民族,心里盼着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能越来越好。

  随着中国的强大,华人在全世界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现在应该树立起第三面旗帜,就是“中华民族主义”。总强调爱国,光是很多台湾民众就不喜欢,他认为你说的是爱大陆。其实,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包容性、广泛性,这样所能聚集的力量跟以往是很不一样的。

  多维:多维曾提出,统一战线是习近平时代中共的“五大法宝”之一(其余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如何发挥这一“法宝”的作用?

  柯华庆:中国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延续了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一山不容两虎,区别在于旧中国是家国的君主制,新时代是党导国的民主制。统一战线最核心处,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来画同心圆。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也不一定是决定性力量,想要壮大力量,该怎么做?那就是扩展朋友圈,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不同群体。

  今天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圈子怎么画,面对圈中不同的层级,如何把尽可能多的人划进朋友圈。

         所以建立朋友圈的时候,把哪些群体化为朋友是首要的,另外建立朋友关系以后要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两点上目前中共做得是不够的。特别是现代社会中,思维是多元存在的,怎样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使你的朋友圈更大,需要智慧。

  在这方面,习近平还是很明白的,他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就是思维是否能跟得上,能不能理解并贯彻中央的精神,以及在不违法、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包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发展。

  多维:具体落实到统战对象人群上,对于新的社会群体,比如留学人员、港澳台青年一代及专业人士,包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中共在统战过程中应该讲求怎样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曾说过,在与党外人士交友时,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

  柯华庆: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很大,最突出的表现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

  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党外群体,其实都可以放进八个民主党派里来,但现实中为什么做不到?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民主党派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尽管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但民主党派已经不是解放之初的民主党派了。

  中共说过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现在哪来肝胆相照?民主党派不敢讲真话,仅仅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建议,他们的政治性几乎没有了,没有政治性,还能称为党派吗?习近平特别提到的新兴社会阶层,本来都可以针对民主党派进行统战,但很多人都不愿意进来,以至需要统战的对象越来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融合性和紧密性的问题,朋友圈也分远近,需要保持张力在里面。

  说实话,现在民主党派能得以维持,与中共的政策有关系,比如人大代表需要有多少比例的党外人士,特别是政协,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必须有60%的党外代表性人士。但这种方式凝聚不了人心,加入民主党派是为了更有机会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不是长久之计,功利性太强,成本也很高。

  我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心里把这些人当朋友,就像人和人相处。组织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团结人的能力,在态度上让别人感觉是敬而远之?还是愿意跟你亲近?

  多维:港台问题一直是统一战线重要一环。面对香港与台湾社会在不同制度下的差异,近些年来中共的港台政策总体给人的感觉是强硬有余,灵活不足,容易把一些本应是爱国的力量群体推到对立面上去。对此你有何建议?

  柯华庆:统一战线根本上是人心问题,肯定不能通过强硬的方式。实话实说,中共是一种集权体制,权力特别大。作为一个集权性格的“人”,与别人交朋友,开始可能是平等的,万一出现他对你爱理不理的情况,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节心态,需要耐心。

  所以做统战工作的人,能力和性格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本来就强势,是做事的人,你让他去和别人打交道套近乎,他肯定做不了。这与一般工作是不一样的,要下特定的功夫。中共有必要提高统战部门的地位让更多优秀人才做统战工作。

  多维:统一战线还涉及国际交往层面。中国像美国那样推行强权的可能性不大,但近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锐实力”的批评不断,其中虽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的价值主张尚未完全得到国际社会的信服。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你认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柯华庆: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现在强大了,自然就会想要与以前的强者平起平坐。这时候我觉得中国没必要继续延续韬光养晦时期的习惯。我个人觉得,中国这几年对外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发财”,我是光明正大“发财”,说明我能力强,我的制度是可以的。

  所以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对外交往层面,我与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屈就自己,该平起平坐就平起平坐,不用太在意别人舒不舒服。

  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一些西方国家必然会鼓动中国周边国家,对它们灌输中国威胁论。当然,这些小国本来就对中国有焦虑情绪。别人怕你,是因为客观上中国毕竟是这么个庞然大物,又是个集权国家,谁不怕?美国不是集权国家,都到处做世界警察。套在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身上,很多国家难免会有类似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保证平等待人的和平外交,在对外关系上避免摆出一副强势姿态。对于弱小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克制、平等、关心、关爱的态度,就像我们曾经的“天下”思维一样。

  当然,面对强权的时候中国也不要怕,不要西方一说「中国威胁」我们就缩头,没必要。对于这一点,我要说,想打造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中国尤其应该高举普世价值大旗。中国理论界目前很糟糕的一点是,宪政、人权、民主等都不敢讲,好词不敢说。我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有普世价值,但没有普适制度。

  存在普世价值,是因为我们作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中国人口数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从实践角度讲,我们有这么多人都赞同这个价值,所以更应该宣扬普世价值,而且应该让美国人民认识到“我的普世价值要比你那个普世价值更普世”。

  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的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比资本主义更普世,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数人享有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大多数人自由、平等,我比你更普世,凭什么反而被你给制约了?中国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工作还是太薄弱,一谈到价值就说中国特色。你总强调特色,那别人没办法与你交流,还怎么搞国际交往,又怎么能引领世界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官方不敢提普世价值,是因为普世价值这个词在中国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把普世价值等同于美国的价值。这一点其实没问题,我们都想住大房子,都想要一个自由的生活环境。第二次转换,又把美国的价值等同于美国的制度,这才是要命的地方。由此形成的逻辑是:什么是普世价值?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把价值和制度绑定在一起,就失去了言说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区分价值和制度。就好比我们都想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制度则是你前往的工具。从北京到广州,与从东莞到广州,使用的工具怎么能相同?意识形态需要分析,需要讲道理,不能只是强硬的宣传。

  另外,提倡普世价值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只有某些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这就是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中国理论界对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讲清楚,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解决,很难构建起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