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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高干为民请命——三“最”反腐斗士杨维骏
发布时间:2018-04-21 8:36:34 浏览次数:403

来源:《大赢家》2018年3月第149期

文/刘建宏 黎珊珊

  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虽退休20多年,但一直退而不休,频频举报贪官,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贪官先后落马。杨维骏也被成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2010年12月,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

  年轻时几次险遭特务暗杀

  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出生于1922年3月,很早就参加了国家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几次险遭特务暗杀,为此曾经流亡滇西和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还是第六界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方正式离休。

  2010年12月17日,他因“乘坐公家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也非常珍惜。”杨维骏说,“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既对党政干部提建议,也为普通群众反应问题,所以在那天听到有人反应昆明市在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却没有下落,对农民利益置之不理的情况,我就决定要管管这个事情。”

  12月17日,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去到昆明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现场了解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村民曾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上访过80多次,但事情毫无进展等情况,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

  看到农民惨状感到很难过

  “看到农民的惨状,当时我很难过,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应情况,因为我是政协的老干部,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于是先去了政协。”杨维骏说,“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带路,农民们肯定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那里由武警守卫。农民的两辆车顺利地跟着我的车进到了省政协大院,意外的是那天信访办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后来我估计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我要带农民前往’的风声。”

  随后,他又带着12名失地农民代表去到市内一家宾馆,因为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驻地办公,不巧当时巡视组的人都不在;再随后,他们一行又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但是情况都没有得到顺利的答复和解决,对方只说会调查处理。

  “上访”发生后的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长、副处长来到杨维骏家中,就其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两个多小时。该处长表示,杨不该以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乘坐政协的公家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认为农民有冤屈应该走正常渠道反应问题。

  “这些农民之前走的渠道还少吗?但是没有哪条走得通,更何况我和他们一起反应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吗?”杨维骏说,“我让处长拿出我不能参与反应情况的政策法规来,如果没有就不是我做错了,而是他和他背后的领导对我的指责错了。当然,我知道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样的规定”

  他表示:“那天我也生气了,质问处长,国家那一条规定说了老干部不能用公家车来调研,包括反映情况?难道公家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只能用来游山玩水?我作为省政协离休的副主席,难道就不能帮助群众反映问题?”

  要求公平合理解决问题

  后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杜筑华约见了杨维骏,承诺会进行调查,并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答复。

  “我会一直盯着这件事情的进展,不愿意被人忽悠,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结果肯定不行。” 杨维骏说,“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而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而在云南本土的一些现任官员看来,杨维骏的行为很难产生什么具体效果,更具有强烈行为艺术的意味,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身上,而在于现实中不便明说的制度设置与利益格局。

  无论对于“公车上访”、“为民请命”和“最可爱官员”等外界评价,还是“封口”、“灭口”等恶劣威胁,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自己关注的是进行正常上访的人士不断遭到恐吓和惩处,此举令人心寒。

  杨维骏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比如昆明圆通寺内的“藏经楼”因为历史原因已经破旧不堪,昆明市的一些领导曾经批示必须限期修复,否则将其拆除,“这样的决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虽然有超过20%的住户反对,但昆明市仍然要对昆明医学院附近的一些城市老建筑进行拆除,“这样的情况显然违法政府自己先前的拆迁政策”。随后,他找机会将两件事情一起书面反映给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随后昆明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主席都先后征求了他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是把两件拆迁工作停下来了。

  “以后这些事情还会不会有反复、变化我不好说,我已经尽力了。” 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些地方官员对老百姓压制得太厉害了。很多事情如果有合理的反映渠道,有公平讲理的地方,其实还是能够被改变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则是所有捍卫权利的人士所关心的根源问题。”

  在人治与法治之间徘徊

  其实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徘徊,或者说人始终控制着法,中国法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问题。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出现过上访行为,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在现实中,人的命运可能都是被上级决定的。

  杨维骏表示,离休后尽管自己不能够直接决定什么事情,但是仍然努力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10年7月,在认真研究了《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以下简称《新昆明规划》)后,他很快完成了一份“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

  “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当时他的一位随从表示‘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杨维骏说,“2009年5月,仇和在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号召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随后我约同两位专家前去呈贡新城实地考察,后来向省委、省政府及仇和本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质疑。此书面意见送上去后,并没有得到批示和答复。”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进言”中,他针对《新昆明规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疑问和建议:“规划是否符合科学民主决策要求?”、“规划‘一湖四片’和‘一主四辅’的载体指导思想是否有当?”、“规划要不要考虑‘三农’问题?”、“规划为什么只字不提昆明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规划在呈贡新区建高校集中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真考虑的大问题”、“规划只描述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蓝图,没有提出为何要这样做,如何去做,要花多少钱,希望加以补充说明”     

        云南省农民占总人口七成 

  杨维骏表示,云南省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三农”问题在全省乃至昆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应加以充分重视的大问题。2009年5月昆明市委向在昆老同志通报《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时说要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转化“三农”。而这“三化”就是诸如在昆明郊区、呈贡新区等地区,以“公益”性用地为名,低价强行征用农民田地,或归政府使用,或出售给开发商,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省会城市昆明的行动往往影响全省。我很想知道正确答案,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了城市发展,还是为了占用农村的土地?”

  “通过以上方式来实现昆明市四城区人口达到700万-800万的宏大目标不可能,如果强行之可能给全市带来大灾难。”他表示,由于急切大城市化,而城市的发展,又主要是大建高楼大厦、新式住宅,开发商有利可图,竞相投入所致。一个城市规模的大小,不是任何领导个人可以主观拍板定案的。不经科学民主论证,不遵守法规程序,任意扩大城中村改造范围,强行拆迁,以及任意改变重点商业区,已经引起许多矛盾和民怨,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离休后的杨维骏居住在一处云南省高级别领导集中的别墅区,但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家中会客室正中挂着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书写的一帧碑文拓片,虽然在3岁的时候父亲便遇刺身亡,但是母亲后期的教诲仍然让杨维骏受益终生。

  “父亲生前治军严格,同情普通老百姓等为人与事迹一直影响着我。”他说,“之所以我会形成现在的人生状态,见到不平的事就要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大众做点有益的事情,那么到死也不会觉得遗憾。”杨维骏表示,许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了解自己,即使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还没离休的时候,自己同样“嫉恶如仇”、“敢讲真话”,因此一直有人威胁说要让他“永远闭嘴”。

  改造农村到了非常危险关头

  “我只会向真理低头,作为一名已经不在位的干部,为群众做点事情就被如此赞颂其实是悲哀的,只能说现在有的官员没有真正为民办事,对老百姓的感情变少了。”他说,“到处大拆大建,改造农村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有些人、有些事越来越多地把我们这样的老干部逼出来说话,无论如何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2010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杨维骏开设了网络博客,把他的观点发表出来和社会分享。

  他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于新生事物并不回避,我知道网络的传播力、影响力都非常大,能够在其中获取信息并且发表意见的人非常多。”

  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越来越热烈,杨维骏的举动已经让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些现任官员为之烦恼,不过后者也迅速做出了一些精明的回应。2010年12月27日上午,昆明市委的一名女干部意外敲响了他的家门,给其送来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面向西南开放,担当引领使命——昆明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纪实》的长篇报道似乎解答了很多“问题”。

  在现实社会里,杨维骏的行为不会被正面肯定,但也不会被报复,“冷处理”的可能性最大,“比如送《人民日报》的行为就很值得玩味,即提醒杨维骏的言行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而上级组织是肯定昆明市委的。”

  “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均美对新华社表示,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认为,老干部在熟悉政策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同时对群众超出政策范围的利益诉求做好解释疏导工作,这样才能促使问题等到妥善解决。”

  杨维骏从来都是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官员,有他出席的会议很难在“和谐气氛”中进行。退休前,他曾任云南省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副组长,大家不想得罪人,在会上默不作声,他直言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他得知某任省委书记的儿子靠批条子倒卖香烟赚取巨额差价,遂向上级反映;省政协主席要求在政协系统开展“评先进活动”,杨维骏认为违背了政协角色定位,跳出来反对,“在政协委员中评选先进,不利于团结。”

  圆通寺藏经楼当烂尾楼处理

  从2003年起,昆明迎来了以滇池为中心的“一湖四环,一湖四片”的造城大动作。

  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显然令领导反感,可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我总是提意见,白很讨厌我。”杨维骏说。

  2008年以后,昆明逐渐进入大规模“城中村”改造,而不属于“城中村”改造范畴的云南省广电局小区94号院以及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片区也被列入之中,有26个单位的职工住房面临被拆的危险。

  与此同时,圆通寺的一座藏经楼,由于资金匮乏,年久失修,但市政要求其一个月内修缮完毕,否则按烂尾楼处理。僧人多方求助无果,找到了杨维骏。

        杨维骏将上述两个问题写成材料。在2009年团拜会上,杨维骏起初打算等白恩培来敬酒时将材料递给他,“但他肯定会顺手交给秘书,起不到效果。”杨维骏改了主意,利用白恩培上台致辞的机会,他走到主桌,将事先打印好的材料分别交给在座的每一位省委常委。等白回到座位上时,桌上正摆着这份材料。最终,两件事都得到妥善解决。

  不是所有反映的问题处理结果都能尽如人意,杨维骏对于调查人员“找官不找民”的工作做法极为不满。一位省纪委领导说:“你要相信组织。”杨维骏立马反问道:“组织是人构成的,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尽管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杨维骏对白仍未产生好感。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尤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2008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组长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