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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撕扯 中南海正在患上“改革者焦虑症”
发布时间:2018-11-10 08:59:52 浏览次数:189

来源:《多维》2018年10月4日

文/王雅、呼延朔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季,身处北京的中共领导者一点也不轻松。 外部的中美贸易战打打停停,却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内部的深化改革进程,也已探脚进入深水区,“硬骨头”一根接着一根摆了出来。9月,中国深化改革重要措施“社保入税”刚刚定局,伴随着“私营经济离场”的争议,“国进民退”的话题在中国舆论场再次被摆在镁光灯下,李克强不得不临时在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出“保持现有社保政策不变,严禁集中清缴”的声音安抚中国民营企业家。同样在9月,由“习近平最信任的智囊”、中国副总理刘鹤于1998年成立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举行20年大聚会,声音吵杂,争论不断。

        可望而不可及,可及而不可足。改革四十载,身处中南海的中国领导者,在这个夏季,突然陷入了“改革者焦虑症”。

        或许有人会问,强如中共,也会焦虑吗?拥有数量庞大的党员、几十年一党专政、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政党,有什么理由焦虑?

        从本质上说,中共的“改革者焦虑”,是面对不可控、不可测事件而产生的烦躁情绪,或者是对威胁性现状难以改变的不安无力。有时候这是一种调动潜能的重要情绪,但更多时候,是在掌控欲和不可控之间艰难的撕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改革者焦虑”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改革只剩下“硬骨头”

        中共的“改革者焦虑”,首先来自于未来中国的改革攻坚,即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需要啃硬骨头”的压力。

        自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来,今天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是只剩下硬骨头可啃,放又放不得,封又封不得,于中共看来两者又都有着某种不可辨驳的正当性,中南海进退两难,其心态应当是矛盾的。“不得不改”的迫切性,或许也是2013年习近平将“改革”作为其第一政纲的动机。

        尤其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GDP增速开始不断放缓,在大环境转冷的前提下,很多过去未凸显或没有引起关注的问题逐一暴露出来,其中既有隐藏在经济结构深处的痼疾,也有推行政策带来的次生隐患。

        譬如中国国企改革,9月一篇观点为“中国民营经济应离场”的文章引发中国社会强烈不安。当人们在关心“国进民退”话题时,中国国企改革又迟迟“迈不开步子”,以至于刘鹤亲自接棒“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自上而下推动。再如影响人口自由迁徙,在中国沿袭数千年的户籍制度,已经引发不少批评。中共不可能不清楚这种争议,但在实际操作中,户籍制度在二三线城市取消并无实际增益,一线城市却又必须严守户籍制以作调控大城市病的工具,这同样是两面不讨好。凡此种种,在住房、医疗乃至外交等各个领域,大抵都存在类似情况。

        难道中共对于这种进退两难没有做好“预警”吗?不尽然!所谓革命,首先是自我革命,所以习近平在2013年时说,“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就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习近平的这种“改革预警”,不仅是想说接下来都是“难啃的骨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已经不再仅仅是改变中国影响世界,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塑造世界。所以,中南海层面,就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如中国的国企改革,北京的决策层就首先需要考虑“做大做强”,因为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但是这种“做大做强”,在海内外的解读中就被视作“吃掉”私营经济,造成误会,而“国企做大做强”之后的第二步、第三步,以及促进中国私营经济的种种后续改革,民众是不会“全面”考虑的。所以,在中国改革关键期,中国高层的考虑和民间的诉求就出现了“代沟”,出现了思想上的障碍甚至冲突,互相不信任、不理解的“焦虑”随之而来。

        公民社会的倒逼

        中南海的焦虑,也来自内部环境,尤其是中国处在向公民社会转型期的倒逼。 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制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收入的增长带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可预见的是,中国正在向公民社会无限靠近,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也正在从政治问题向社会问题转变。 

        公民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并能够在政府干涉到这种权力时进行抗议。

        从2010年开始,中国大陆关于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的维权事件就呈现迅速上涨的趋势。759,这是2018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包括有据可查的群体性抗议、罢工等)的事件总数,这个数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在2018年4月,中国多省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在全国多处以此起彼伏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诉求是增加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职业尊严。8月初,在深圳,也发生了关注度更高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以预料此类维权事件数量必将不断增长。

        中共官员应该认识到,公民社会与“大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到来是必然的,如果一直否认这一点,对公民维权事件不重视,继续用陈旧落后的方式治理全新的公民社会形态,他们所要面对的恐将是更大规模的维权事件。

        底层民众在维权,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在忧虑。近年来,中国舆论场出现不少爆款文章,或者嗟叹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之难,“还剩下两千多万人留在这个城市,假装在生活。事实上,这座城市根本就没有生活。这里只有少数人的梦想和多数人的工作”。

        或者向政府恳切建言,“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我对国家有哪些不满意”。或者面对疯狂上涨的房租,徒然生出失望的顿悟,“我才体会到我的生活也是租来的,租金的价位决定了我生活在哪个折叠空间。”教育、医疗、住房……有形的无形的,桩桩件件频现的热词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正步入集体焦虑的时代。

        大多数阶层似乎与理想生活目标之间都有巨大不可跨越的沟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各个领域不断凸显出来。

        面对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步接近,中国的改革者焦虑,既是对结果的焦虑,也是对过程的焦虑。更直白地讲,民众要求更多了,改革结果却达不到,很多的改革都是这样,当大家满心欢喜对改革愿景充满期待,改革的实际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如果不能打破焦虑,自上而下重建信心,改革者勾勒的改革愿景再美好,也是缺乏足够吸引力的乌托邦。

        官僚系统的无为和缺乏现代性

        今天的中国改革,位居高层的领导者有意愿,中国民众有需要,却迟迟难以推行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共庞大官僚系统缺乏现代性治理思维以及以“无为”为软抵抗。

        中国媒体在9月爆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习近平对于陕西省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进行过六次批示,但是在数年内未解决,直待中纪委亲自督办才有了结果。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印象中,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中共也进行了数年打击“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运动,仍然出现这种“六次批示,迟迟未动”的官场怪现状。

        这是一个说出来让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仍然尴尬的现状,或者因为改革“药不对症”,或者是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很多中国官员对于改革是“不拥护”的。

        在过去几年,中国媒体报导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会上数次“拍桌子”的场景,而让李克强发怒的原因,是官场的“无为”。例如2014年5月23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以异常严厉的语气强调“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 

        中国的地方官僚系统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中国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面对无为情况,习近平怎么办?李克强能不能解决?9月中共党务系统,中国国务院,这些中国普通百姓眼中的“中央”,接连向各地方省份派出“督察组”,目的很明确,确保“中央政策”落地。

        相比消极的抵抗,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中国官员,似乎也缺乏现代性的治理思维,无法应对前文所说“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到来。例如在中国媒体管理、言论审查领域,不许市场媒体自主做深度调查,不许网媒开设时政类节目,封禁删帖更是如家常便饭。

        一方面中共的特质决定其天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足够的掌控力,对于自身的革命叙事和合法性叙事不容扭曲或质疑,也必须要过滤外界带有目的性的报导或文章,特别是屏蔽政治方面的”有害信息”,使得内部的媒体环境演变在可控范围内,都能规范行为;另一方面网媒的崛起、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又让中共不得不正视广开言路的必要性,着手对防火牆做某种程度的拆除,特别是以往过度管控的负面影响不断积累,再继续下去可能就会面临社会情绪反弹爆发的危险。

        早在1948年,青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中,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在他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做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

        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费正清编完厚厚15卷《剑桥中国史》之后,他却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新史》中他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不过,直到去世,费正清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中国变革的内在动力与西方制度创新之间的互融与冲突关系。

        就如同在文化思想界发生的情景一样,关于本轮中国改革的制度效法对象以及它的动力源,从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分歧,究竟是西学东渐,还是“内圣外王”,争论一度十分激烈。直到进入第40个年头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性,以及由此而下的官僚系统的现代性,成了不得不解决的命题。

        现代化如约而至和官僚系统现代性思维不足,二者的撕扯让中南海里的中共领导人,如坐针毡。

        中国作家吴晓波说,1978年,中国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站在2018年的时间节点回望,中国广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围牆都被冲击和推倒,每一个城镇、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中国这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中国人留下了一段激荡的岁月记忆。

        今天,新的中国命题开始出现了。人们发现,旧有的机遇、经验和能力消失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替代物质发展成为新的挑战,甚至连网络也形成了让人畏惧的垄断性力量。

        从1978年的徘徊苦闷,此后四十年的激越亢奋,再到2018年,此时此刻的群体焦虑,中国能不能度过“改革者焦虑期”,是中国人留给习近平要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