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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示威者「相信谎言」的逻辑
发布时间:2019-08-07 16:27:32 浏览次数:302

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29期 

文/曾浩年  

       导语: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者不相信有外国势力推波助澜,但无意识地希望这是真的,自相矛盾。

       有这么一个故事: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在自家门口挂上一个马蹄铁,这在当地民间信仰中有驱邪作用。玻尔的朋友好奇发问「你是这么迷信吗?」玻尔:「我才不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朋友再追问「那为什么你会挂马蹄铁呢?」玻尔回答说:「因为我听说即使我不信,它也会生效。」

       试让我们想像,玻尔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诚地相信自己并不迷信,但另一方面却认为「即使我不信,它也会生效」。从我们看来,他实际上就处于这么一个情况:他以为自己只是在「说谎」,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行动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却没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相信自己的「谎言」,无意识地希望不相信的东西是真的,他是自相矛盾的人。

       虽然并不完全準确,但这个故事部分反映出现在香港的情况:如果把现在的示威行动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本身也具有这种自相矛盾:同一个整体,一方面会认为大陆热钱流入使香港生活成本上升,对大陆反感(当然,这只是香港抗拒大陆的原因之一),拒绝与大陆任何进一步联繫,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修例通过,香港的优势(中国与西方的中间人)将会消失,香港会流失大量资金(包含大陆来港的灰色资金甚至贪污赃款)和楼价大跌的恶果。这两个对立的想法竟然可以共存于同一个运动之中,令人惊讶。

       很多示威支持者对我这个想法(指责这次示威自相矛盾)非常反感,而我听到其中一个反驳是这样的:据说「修例会使香港经济崩塌」之说法只是用来骗人的,是用来迷惑那些只会独断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因而反对示威的「天真长者」。而如果宣扬修例一旦通过,香港将不再繁荣,那么这些老人家就会产生疑惑而不再坚定地反对示威行动。

       我认为『「修例会使香港经济崩塌」之说法只是用来骗人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我不认为从示威者的立场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这样无异于坦承现在反修例的主要理据之一是一个谎言,这种消灭自身理据正当性的说法根本不合理。当然,这种「用来骗人」的说法还可以有更精緻的版本,例如承认「经济崩塌论」有真实性,因而能为这次示威争取更大的支持。

       对于这些精緻的说法,我认为它们的问题在于:如果承认「经济崩塌论」有真实性,即是说修例会使香港失去很多灰色资金而经济崩塌(事实上并不会),那么就代表香港经济结构本身有问题,要依赖这种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来生存。而示威真实目的之一就在于保持这个有问题的经济结构。

       如果认为上述的这种「骗人说」不够合乎一开始的玻尔小故事,那么这次运动中的另一个表现可能更加贴切:这次运动中高举英国或美国国旗,甚至出现少量「带路说」(邀请美国军事介入香港),而希望得到外国力量支持的港独说也时有现身,这些说词在运动中都是被容许的。一方面,很多示威的支持者对「外国势力渗入说」(示威是由外国势力所引导的反中运动)嗤之以鼻,认为完全是思维僵化的老年人的无力说词,是他们无法理解运动的自发性而产生的无知想法。另一方面,运动却容许甚至欢迎外国反中力量的介入,也不在意运动本身是否真的由外国势力引导。这种信念的表达是如此:「我(可以)不相信这是一次外国势力引动的反中运动,但我知道即使我不相信它,它也是有效的!」或者说,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举英国或美国国旗?你是否相信外国介入对香港是有利的?」他们或许会这样回答「我才没那么迷信,但我听说即使我不信,它也会生效!」在无意识层面,他们希望所不相信的情况成真 —外国势力(英美)的介入。

       由此可见,运动所表达的讯息实际上并不是表面上的那样单纯,而是一堆复合交错的矛盾(实际上这次运动也是社会累积矛盾的爆发),充斥著杂乱的讯息。这场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核心动力,除了对政府的无能以及对修例失当处理的愤怒外,就是香港长久以来被《苹果日报》、《大纪元》、亚洲自由电台等反中媒体培养出来的恐中思维以及贫乏的世界观:「中国」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西方」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由此可见,运动出现英美国旗是合乎「香港逻辑」的。不客气地说,香港一般的世界观是这样:「国际」等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而其他地方,例如东南亚是不值得赋予香港居留权的廉价佣工供应地、非洲是没有希望的黑暗大陆等。香港普遍看不起其他地方,欠缺明确切实的世界观,欠缺在国际局势变化中重新自身定位的能力,因而缺少通过对外发展以解除自身社会矛盾的能力。

       香港缺乏主体性思考力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竟然如此欠缺对如何发挥自身地缘优势的思考,只能依赖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买办人」余晖。而香港多数的知识分子与政客的眼光不但未能看透社会这些混乱的、零碎的叫喊,反而只能急急在这些碎片中找寻自己容身之所。这一方面是香港政治圈以及公务员体系的完全失败,另一方面也是香港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不习惯当家作主。以庸俗的哲学术语来说,香港欠缺主体性。

       (作者曾浩年,香港出生长大,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