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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香港一代报人岑才生 也替《华侨日报》历史问题说句公道话
发布时间:2016-06-14 17:46:27 浏览次数:1106

来源:《信报》201654

/郑明仁  

  香港一代报人岑才生先生于2016427日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4岁,新闻界同人深表哀悼。岑才生的辞世,代表着香港报坛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也代表着由岑家创办的《华侨日报》(《华侨》)正式成为历史。

  岑才生父亲岑维休19256月创办《华侨》。岑维休领导报社经历了省港大罢工、抗日战争、日军占领香港、国共内战、六七暴动、香港前途谈判等历史时刻,每个时期《华侨》都首当其冲,有荣也有辱。

  日占时期《华侨》的所作所为,令岑维休于战后成为箭靶,一度遭国民政府当作“汉奸”通缉,主办此案的国民党党官企图一举吞并《华侨》,岑维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护,并得到徐复观代向蒋介石求情才逃过大难。《华侨》背负着这个历史耻辱包袱走了好几年才走出“通敌”阴影。笔者这篇文章是在缅怀岑才生先生之余,也希望替《华侨》被指在日占时期的“通敌”行为说句公道话。

  牵头创立报业公会

  岑维休于198512月逝世,岑才生即正式接掌《华侨》。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后,岑才生已进入《华侨》营业部工作;1949年他到英国三家报社实习时遇见何东爵士(何东家族在香港经营《工商日报》),何建议他回港后创立团结各报的公会组织,以便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岑才生回港后与父亲商量,结果《华侨》和《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南华早报》于1954年成立香港报业公会。公会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报业组织,岑氏父子对公会贡献良多。

  《华侨》是报坛的“少林寺”,很多报界知名记者编辑都是出身《华侨》,他们都感念“才哥”(行内人对岑才生的称呼)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华侨》最为人称颂的是其“读者救童助学运动”,多年来筹得近亿元善款,受惠儿童150多万人次,受资助学生逾15万人。岑才生热心公益之余,没有忘记过去的“旧伙计”,每年年底都会“摆番几围”叙旧,他本人一定出席。

  笔者与岑才生相识于八十年代,我们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吹风会”上碰头,每次见面都是行色匆匆,没机会详谈。1991年《华侨》卖盘给《南华早报》运营,至1995112日停刊后没有机会再见面,直至20143月,笔者受香港新闻博览馆委托访问岑才生,作为馆藏香港新闻口述历史一部分,久别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思维仍非常清晰,对《华侨》每个阶段的历史都能清楚忆述,惟对日占时期的《华侨》事情就轻轻带过。因为笔者当时正在研究沦陷时期的香港报业历史,之前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了不少资料,欠缺的是《华侨》老板现身说法。笔者其后两次私访岑才生,总算有点收获。

  首先,岑才生回答了19411225日香港沦陷前,《华侨》为何不停刊撤走,以至成为赴敌的工具?岑才生说:“当时港英政府要求我们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市民需要报纸报道最新消息,如果那时所有报纸都撤走,人心会更不稳。”笔者翻查当年报纸发现,根据香港《大公报》123日报道,当时主要的中西文报纸均向港英政府表示,在战事发生时也绝不停刊,继续为市民服务。《大公报》这样报道:“港府欲详知本港中西报在战事发生时,是否继续发行,供给本港市民阅读,昨特托远东情报局转征各中西报章意见,据悉:西报方面,一致表示无论如何困难,仍继续出版,中文报方面,昨日亦全数答复,谓决继续努力,绝不停刊,计有大公、华侨、工商、星岛、国民等报,均接到港府之询问,彼等均作上述答复。”上述报章确能遵照承诺坚持出版到最后一刻,但《华侨》于最后一刻过后仍犹豫不决,最后便沦入敌手。

  究竟岑维休当时不离开香港是出于什么考虑?岑才生说:“家父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我估计当时是考虑到几百员工的食饭问题。”在危急存亡之际还惦记着员工的生计,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无论如何,《华侨》留下不走,从此便走上附敌之路。

  社论副刊迂回抗日

  纵观香港在日占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华侨》在舆论上确实做了很多为日敌张目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笔者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研究该段时期的《华侨》,发现《华侨》不尽是媚日,反之,从该报副刊一些内容以至部分社论和编辑的标题,往往可看出“迂回抗日”的弦外之音。

  岑维休曾经多次因为《华侨》的出位言论而被召往日本宪兵部“照肺”,笔者在此不赘。我的论文《日据时期香港报纸‘附敌’问题研究——香港华侨日报的个案分析》副本已分别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可供索阅。在日敌眼皮下,《华侨》岑维休和编辑们能走到这一步已不简单。因此,我们在责难《华侨》附敌之余,是否应该考虑到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笔者引用194668日《华侨》社论:“本报过去工作概略——为祖国服务为民众服务是我们一贯立场”作为总结:“……香港力竭投降后,全港侨胞陷于长期的黑暗时代,而本报亦经历一最艰苦最难堪之时期,本报虽被挟持出版,但全体同人始终绝不动摇,日惟以维护难胞生活,解除沦陷区内同胞之苦痛为立场对象,虽经敌报道部不断利诱威逼,迫使承认汪逆政权,赴粤开办报社,及更易华侨日报名称,然同人等始终坚持不屈。反之,且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敌人必败,轴心最后必告奔溃之坚定信念,从字里行间上,新闻位置上,社论特稿上,版头插画上,利用我国文字之奥妙,与编辑手法,随时随地以巧妙方式,暗示于广大读者之前,以增强其信念,而奋发沦陷区内受苦民众之精神。此种举动,致为屡被敌宪兵部与报道部传讯之原因。但敌方鉴于本报有全体民众为后盾,得全港侨胞之拥护,故虽屡屡出以禁止出版,亦将本报干部人员拘禁处死等危词恐吓,但惮于民意,恐惹反感,未敢实行。本报同人此种敌后工作,甘冒自身妻子,以致朋友同事,牺牲生命,酷刑拷掠之危险,经过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之长期惊心动魄,血泪交织,其艰辛凄楚之处,自信并不下于祖国前线后方卫国诸将士与义烈同胞也。此种思想心理作战,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实质,重在里层而不重在外表;其目的方法,乃使群众心领神会,潜移默化于无形。本报同人是否汉奸,是否叛国,有沦陷时期本港广大读者可资证明,有集中营内盟邦友人可资证明……。更试就沦陷期中,粤港每一难胞加以询问,华侨日报是否汉奸报纸,本报同人亦深信此一询问必获否定的答复;但若断章取义,寻瑕抵隙,则不独本报全体同人不免,即整个沦陷区内以至临近之中立地带(例如澳门),亦将无一完人。……”(笔者为资深传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