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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拾荒老人悲歌呼唤全民退休保障
发布时间:2018-12-29 08:48:07 浏览次数:368

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9月30日

文/黄宇翔、吕畅能、邹雯雅、林威龙、邓善宜

  香港人均所得位列亚洲前茅,却有约万名低收入长者在街头捡拾纸皮,赚取微薄的生活费。拾荒老人的悲歌,不仅折射香港贫富悬殊尖锐,也暴露香港人缺乏全民退休保障的痛苦。香港政府坐拥巨额储备,却长期以「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拒绝实施全民退保。八九十岁拾荒老人的身影,成为香港耻辱的印记。

  香港作为著名的「东方之珠」,以现代化的高效率知名,被视为现代都市的象征。但谁也没有想到东方明珠整洁街道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拾荒老人,他们穿梭在横街窄巷之间,周旋于嘈杂的车辆、人群之间,步履蹒跚地推着充满铁锈的手推车,上面堆着比他们还高的「纸皮」(压扁了的纸箱),有时他们还要拖着疲乏的身躯,在斜坡上吃力蠕行。

  这些拾荒老人是香港回收业的中坚,由他们进行最原始的废料回收,尔后才由回收商进行下一步的再造。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却常常会受到回收商的欺压,借故少给一点的回收价钱。

  一般游客、香港人走在街头,很容易就看见拾荒老人的身影,拾荒老人可说是香港一块耻辱的标记。综观亚洲人均生产总值如香港这般的城市,如台北、东京,以至中国大陆的深圳、上海,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拾荒老人现象。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却遍地拾荒老人,不啻是钉在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的耻辱柱上的标记。这些拾荒老人大多六十岁以上,最老的拾荒老人甚至已达九十六岁,尽管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却让他们工作毕生,仍无法度过有体面的晚年,在疲病交加、风吹雨打化际,仍辗转在街头工作、「执纸皮」。

  国际都市VS绝望贫穷

  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六万四千美元,全球排在第九位,与瑞士、瑞典这些先进国家比肩。同时,香港贫富悬殊问题却极为严峻,二零一六年,基尼系数就达到零点五三九,同样位居世界「前列」,排在全球十一位,竟与津巴布韦、海地等为伍。香港在多项「自由经济体」评比,位列榜首,代价就是政府对贫穷问题的不作为,没有积极地介入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基尼系数达到零点四就是警戒线,代表社会容易处于严重的阶级对立之中,香港基尼系数在这些年来持续接近零点六的「极高」水平,没有扭转的迹象,就代表香港阶级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亦是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香港坐拥约一万亿港元(约一千三百亿美元)的财政储备,外汇储备亦有四千亿美元之谱。港府的巨额财政盈余是其他国家所钦羡,但与此同时香港却有严重的贫穷问题,以至许多香港老龄人都处于贫穷之中,三分之一的六十五岁以上长者贫穷,由于缺乏退休保障,工作时待遇亦差,导致他们不得不在晚年依然工作。

  中环后巷的拾荒老人

  香港素有「水泥森林」之名,山多平地少的地形里插满了高耸入云的大楼,高空俯瞰都是香港的核心商业区(CBD),即便在以金融中心闻名的中环,但走进其中的横街窄巷,也常有长者在捡拾整理「纸皮」。走过香港街头,在商店前或是后横巷里,不难发现有些老人在捡拾整理废纸,他们每日工作十多小时,早上七点直到晚上十二点,捡拾纸皮、汽水铝罐,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帮补生计。

  香港拾荒老人数目从来都没有完整统计。拾荒者研究平台「拾平台」今年的研究报告访谈了五百名拾荒老人,以样本推算,香港就至少有两、三千名拾荒老人。但根据更可靠的行业数据,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指出,香港拾荒者约有四万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长者,换言之,香港就有逾万名拾荒老人,是国际大都会里少见的大规模长者拾荒现象。

  拾荒老人仍徘徊于横街窄巷之间,拖着佝偻的身体,每天捡拾被港人称为「纸皮」的纸箱,卖予回收店过活,为了让纸皮卖个好价钱,他们甚至会想尽办法,把纸皮弄湿,务求让纸皮过磅时重些,换多一元数角。但即便劳累终日,他们终究也只能换得数十元的微薄收入,仅仅足够吃上一两顿廉价的快餐。

  从「麦难民」到拾荒老人

  亚洲周刊记者到上水大会堂附近,就经常看到黄月娴婆婆在捡拾纸皮,她的「工作区」就在大会堂附近的一段路。她今年六十三岁,十多年前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当了三十多年的医院清洁工,退休后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虽然每月有三千多元退休金,但她没有申领综缓,因此收入不稳定,甚至要一度成为「麦难民」,几年前来到上水,开始了拾荒的生涯。

  黄月娴数年前辗转来到了上水寻求工作机会,看到几家商店的纸皮有时多得无人清理,就开始捡拾纸皮拿去变卖,每天大概能赚取五十多港元,「有时商场的清洁工会谢谢我帮忙」。尽管每天劳累不堪,但黄月娴捡拾纸皮赚取的收入,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也仅能维持三餐温饱。到上水拾荒后,黄月娴每晚会到附近通宵营业的麦当劳餐厅睡觉,有一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结业,更要在她的「工作区」睡觉,几块纸皮就成为她的床铺。

  每到旅游季节,就是消费旺季,商铺都会大量进货,这样就意味着会出现大量纸皮,当商场的清洁工人无法应付,也是黄月娴最忙的时候,几乎要整天不停整理。

  拾荒老人VS食环署

  黄月娴一方面仅能赚取微薄收入。另一方面却依然要面对香港冷冰冰的警政与官僚系统。黄月娴在捡拾纸皮时,经常也遇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巡查,有时更会被清走「纸皮」,甚至个人物件,连她身上仅有羽绒服也被当成垃圾清理。谈到激动处,黄婆婆不由得慨叹:「我不想做社会负担,不领综缓,为何(食环署)要赶绝我?」黄月娴说到跟食环署周旋的经历特别激动,眼泛泪光。

  另一位拾荒老人兰姐,同样亦被食环署的执法所烦恼。兰姐每天收集的纸皮较多,也成为重点的执法对象,甚至惹来区议员的投诉。食环署的职员每天早上八时多就会巡逻,因此兰姐七时多就要起床在街上处理昨晚捡拾的纸皮,如果晚一点辛劳一天的成果就可能会被没收掉。兰姐最希望的是,食环署的执法不要太严厉,让她能松一口气。

  这不单是黄月娴和兰姐的个人经历,远在天水围的香婆婆也有同样经验,更是所有香港拾荒老人共同面对的困局,因为食环署认为拾荒老人的纸皮阻碍街道,因此几乎每星期都驱赶一次。黄月娴就强调她们会保持环境的清洁,也绝不会在纸皮上加水,污染地面,更会帮商店清理纸箱的垃圾。黄月娴认为自己克尽公民责任,仅为生计而奔波街头,完全想不到政府何以对他们作出打击。

  乐天知命是黄月娴的个性,虽然没有子女照顾,但她闲时到大会堂听听歌艺表演,跟路过的街坊聊天打招呼,闲话家常,已经令黄月娴相当满足。谈到拾荒可做到哪一天,黄月娴就说:「做到做不动为止,也不知做到何时。」这番话既有狮子山下的奋发精神,更带有狮子山下的悲怆。

  拾荒为求经济保障

  兰姐跟她的丈夫在葵芳的街市已经捡了十多年纸皮,她负责捡拾纸皮,而丈夫刚负责「发泡胶箱」(塑料箱、保丽龙),两夫妇分工合作,每日可赚取一百至二百元。不过,兰姐与很多拾荒者不同,她有一所自置物业。

  兰姐今年六十六岁,退休前是工厂女工,七十七岁的丈夫以前是巴士司机,亦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经成家立室,不过,兰姐却不想依赖儿女,「靠自己就最可靠」。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兰姐却一再否定这个想法,暗示子女无法供养自己。虽然兰姐有资格申请「长者生活津贴」,但她自己和丈夫的积蓄超出申请限制约五十万港元。曾经有人提议兰姐,将积蓄交给子女,这样就合资格申请津贴。但她断然拒绝,因为不放心将自己的「棺材本」(用以殓葬的费用)交出去。

  拾荒老人的工作条件恶劣,时常要在路边、马路之间来回奔走,饱受路旁废气、挤逼人群夹击,他们步履艰难,于急速穿梭的都市更显他们工作的艰难。屯门新墟菜市场的一条短街上,李婆眼瞧着对面药房有纸皮扔出,脚步飞快地上前捡走。她立马把纸皮压扁,往手推车里一扔。那一刹那的神情有着如孩童获得心爱的玩具般满足,嘴角泛起喜悦的弧度。

  收入微薄入不敷支

  李婆和丈夫陈伯是四川来的移民,亲戚、家中子女亦已四散,唯有拾荒而维生。他们习惯从早上的十一时,捡到晚上的八时半,一天工作九小时半。一星期七天,工作一共六十六小时半,名副其实地从早到晚辛勤劳动。夫妻两人习惯分开行动,以便拾获更多纸皮。难以想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街头之中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都持续努力工作。

  李婆直言:「我现在就是租的房子,每个月房租连水电杂费要五千多块。」一车纸皮大约六十多公斤,一天他们大多可以卖两车纸皮。「一公斤纸皮能卖六毛钱,一车能赚四十多块。」环境好和身体许可时,一天可以卖三车纸皮。这换算下来,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三千多至四千多,远远不及每个月的支出,只能每天朝十一晚八地工作。两位老人在花甲之年,别人儿女承欢膝下时,仍要为了三餐而天天奔波,安享晚年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拾荒老人徘徊于街边捡拾,每步虽然都走得艰难,但却支撑了香港的回收业。同时,他们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生活悲歌,或有着长期病患,又或者有着一些家庭的悲剧。

  在葵涌光辉围的一处街市,熙来攘往的地带,常看见人称廖伯的廖添胜身影,穿梭于捡拾商铺丢弃的纸皮箱。廖添胜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婆,育有两子,但他说:「养了儿子三十六年,没有给过我一元。」廖添胜绝望的眼神,不由得令人慨叹人情冷暖,但仔细一问,原来他的小儿子也曾给过家用,但廖添胜情知儿子成家立室、要交租,给他钱也只会加重儿子的负担,于是回绝。拾荒老人背后,都有着香港基层家庭收入仅够维生的悲惨故事。

  行动不便被逼辞职

  在五年前,廖添胜仍有一份清洁的工作,工头看他行动日益不便,为了避免承担工伤责任,便叫他辞职。廖添胜拖着行动不便的右脚,拾荒谋生,每日可得三四十元,高峰期也不过五六十元。廖添胜对亚洲周刊述及他右腿病患的问题,痛骂中国内地庸医误他右脚的诊治,打至第三支注射液打完,医生就告诉他再注射有可能导致残疾,回港后赴玛嘉烈医院求医。排期四个多月后,医生通知他要切除右脚,避免肌肉萎缩或瘫痪的可能。

  拖着沉重的右脚拾荒,廖添胜显得有力无处使,更慨叹香港公立医院服务的轮候漫长。由于公立医院不可用医疗劵,廖伯每每担心医疗费用,而被逼去看私家医生,因为只有私家医生才收医疗劵。私家医生说廖伯的脚缺钙,需要食用钙片。十四粒药丸收费二百二十元,只够服食两个星期。

  政府资助杯水车薪

  政府每年津贴的二千元医疗劵很快用尽。除此之外,廖添胜只符合申请政府每月一千三百二十五元的长者高龄津贴,资助金额对他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因家人无法提供入息证明,他也不能申请「综援」或长者伤残津贴,廖添胜抱怨政府社会福利署无良:「可能怕我骗他,不然怎么要搞审查,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能骗你十年八年?」他心有不甘:「有些家庭的人有手有脚,有几份工作,他们能领『综援』,政府为何不查他们,要来查我。」对于这种处境,廖添胜不止一次咨询过社工,得到的回覆总是同一句话——「提供家庭入息审查证明」,反映着制度的冰冷。

  香港政府没提供协助

  拾荒老人的处境凄凉,工作环境恶劣,亦受日晒雨淋,而这些拾荒老人在香港已逾万人,但香港政府却没有针对性为这群老人提供适切的协助,甚至在既有政策之下,前线工作的社工、食环署都是官僚习气浓厚,没有以民为本的精神。而拾荒老人也成为香港最为耻辱的一道风景线,号称国际都会的香港居然有如此严重的贫穷问题,拾荒老人现象只是香港贫穷问题的冰山一角,暴露香港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

  香港贫穷问题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涉及数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任何方案必定触及既得利益阶层,但不解决必定带来社会动荡。过去数年,港独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让香港政府可以回避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时过境迁,阶级矛盾持续尖锐,贫穷问题、房屋问题以及全民退休保障问题成为香港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

  香港政府必须挥别「私进公退」的市场化思维,香港政府能不能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面对贫穷问题,决定了未来香港社会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