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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震天——马宗骏先生的抗战岁月
发布时间:2016-02-04 10:32:48 浏览次数:1791

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口述/马宗骏

访问/吴章铨、禤福辉

撰写/禤福辉

  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在各大专院校号召青年投考空军,并送往美国受训,其间,经过重重严格筛选,才能成为空军。马宗骏一九四三年底完成训练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马宗骏生动忆述中美空军的合作情形:“抗战期间局势紧张,美国人争着要表现,中国飞行员也不想丢脸,大家抢着出任务,不甘后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计划分三路进攻湘西,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互相配合御敌,日军至四月底渐渐不支,六月七日,湘西会战全面结束,成为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此后,日军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战役。

——编者

前言:

  一九九九年底我和吴章铨兄一起飞往休斯顿访问马宗骏先生(George C. T. Ma),本文按照访问记录整理,并于二零一五年参考了美国空军档案增订而成,这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抢救抗战史,专访中美空军混合团计划的一部分。下文限于篇幅,引用空军档案的注释已删去。

  马先生是江苏镇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于浙江兰溪。后来举家从兰溪返回原籍,住镇江城内斜桥街四号。空军官校十五期,一九四三年赴美受训,翌年回国,派往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十七中队,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最高官阶为上校。

  马宗骏口述:

  我家兄弟四人,我是老幺。我们早年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成人。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我还在念高一。淞沪战事爆发后,学校关门了,只好停学。这时大哥要离开老家,准备随着难民潮逃往后方。母亲怕我被拉伕,极力鼓励我跟哥哥离开,一起去大后方,当时我很不愿意离家,碍于慈母苦劝,只好听从她老人家的劝告,挥泪而别。

  大哥是学音乐的,加入了军政部的军乐训练班,抗战时期写的许多军乐都是他们的杰作。

        陈怀民迎击日机 牺牲成仁

  我跟着大哥离家后,最初还与家里有书信往来,往后八年就毫无音讯了。老家除母亲外,还有姑母和二哥,但是,姑母不久病故,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我跟随大哥、大嫂辞别高堂,坐船到汉口,当时南京已经快要沦落了,路上难民很多,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蜂拥上船,因此船上挤拥极了。军政部的人员还带了家眷一起走,人数很多。但是,沿途有人负责安排交通工具,一路还算顺利,比起举目无亲的其他难民幸运多了。

  在汉口亭停留了两三个月,后来乘火车去了衡阳。当时汉口还没有陷落,但是,日本飞机常常来袭,我军英勇抵抗,空战很激烈。空间除我国飞行员外,还有不少苏联人,很多飞机也是苏联援助的。当时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空军英雄陈怀民迎击日机。由于情况紧急,蓄意以飞机撞向敌机,但见猛烈的火球直冲云霄,陈怀民壮烈成仁,与日寇同归于尽。飞机全毁,机翼折断下坠①。当时我刚从防空洞出来,亲眼看见机翼从天而降,坠落在马路上,非常震惊。陈怀民也是浙江人,让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当时情境,至今难忘。

  衡阳也常常被日机轰炸,因为那里有空军基地,又是交通枢纽,附近还有其他军事设施。日机轰炸时,大家就逃到郊区,躲在树林里不敢出来。空袭过后,满目疮痍,有些人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乱喊乱叫,大概是吓坏了。衡阳并不大,马路狭窄,血迹斑斑,有些电杆上还挂着死人的肢体,十分恐怖。此时我国空军受到重大挫折,只剩下少数苏联飞机,已无力抵抗敌人,因此,改取守势,不敢接战。

  在衡阳时没有机会上学,常常跟着大嫂跑。但是,大哥享有公务员待遇,生活尚不成问题。在衡阳逗留了两个月,又出发前往重庆。这时汽油短缺,政府安排木炭车,从衡阳到桂林,再转柳州。走了一段路就停两天,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了广西河池,在那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河池是个小城,居民都很穷,来了那么多难民,实在不胜负荷。最后到了重庆,前后历时一年多。辗转抵达陪都以后,才松了一口气。

        敌忾同仇 响应参军

  到了重庆后,大哥到处打听,想办法让我复学。几经艰苦才进入江津白沙镇第一中山中学,与一大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一起继续求学。不久完成了中学阶段,大概已经是一九三九年夏季了。念中学时由学校借给饭钱,最初还要写条子,记录所借款项,但是,大家都要难民,哪里有钱,后来就索性取消,不要写条子了,所欠的钱也不要归还了。实际上,学校粮食不足,最初还勉强可以充饥,后来越来越减少,就不成了。大家常常饿肚子,十分难受。我在学校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但是,却被强制加入国民党。当时能力较强的学生都不得不参加,因为两党竞争很激烈,大概怕被共产党先拉去,因此国民党先发制人,以种种方法极力拉拢入党。共产党的活动是半公开的,有很多同学忽然不见了,原来悄悄去了陕北。

  中学毕业后马上报考大学,可惜没有得到中央大学录取,结果在一九三九年秋进了哥乐山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药专)。药专是国立专上院校,才成立不久,一切都很简陋。当时原想学机械,但没有录取,只好改进药科,药专是第二志愿。药专校长陈思义一心一德,努力办学,而且很有魄力,锲而不舍,希望能使药专更上层楼,晋升为学院。

  药专既是初办,一切从简,而且经费短绌,粮食不足,我们常常吃不饱肚子。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试验仪器极端不足。尽管选修化学是需要做实验的,但是,仪器和化学剂都非常短缺,常常草草了事,做得很少。

  重庆“五三”大轰炸时我还在歌乐山药专,目击日机轮番轰炸,城里焚烧了好几天,很多地方都成了瓦砾场所,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死难同胞的尸体,可怕极了。大家目睹处处硝烟,遍地饿殍,都非常气愤,从此敌忾同仇,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于是励志参军,响应全民抗战的伟大号召。

       空军官校

  药专是四年制,但我只念了两年。一九四一年政府在美国的租借法案通过后,计划送官校生赴美受训,在各大专院校还招青年投考空军,准备前往美国受训。报考的人非常踊跃,仅药专就有四五十人应考,但是,由于要求很严,只录取三人,同学王精华和我同期录取,一起赴美,可是,他在美国受训时没有通过考试,结果被淘汰,实在太可惜了。在美国军校受训时,淘汰的比例很高,约为百分之五十。最常见的问题是跟不上进度,或是发生事故,砸了飞机,或是飞机落地后打转,反映掌控不灵,技术欠佳。

  录取后先在国内接受初级飞行训练,练习飞行四十二小时,训练基地在川南宜宾。那里原有中级班,由中国教官负责培训,然后经美国教官考核,通过考试的才能送往美国受训。我属空军官校第十五期,人数最多,共有三百九十一人。因为教室有限,先后分为三批,凑够一百人左右就开课,其他的人就要稍微等候。三百九十一人中有很多人被淘汰,送往美国的只有二百一十二人,能够在美国毕业的仅一百三十五人。在国内先淘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毕业时约去掉人数的一般,充分反映空军的严格要求。

  在国内受训时使用弗利特型(Fleet)和赖纳型(Ryne)飞机,都是美制的初级教练机。中国教官也相当严格,教导我们做各种规定动作。最初教官带我们一起飞,不久就开始单飞了。有了八小时飞行经验之后,如果还不能单飞的就被淘汰。放单飞就是飞指定航线,飞得并不远,就在学校场地内进行。通常飞一个长方形,接着转弯,随即降落。

  教授新项目时,由教官做示范动作,大家就依样模仿,然后教官就带着我们飞行。要单飞时,教官会先说明需要在空中做的动作。带飞和单飞共四十二小时,都有规定。有些教官是在美国训练的,也有在国内培养的,还有些到过意大利和苏联学习,不一而足。苏联人的训练方式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不大重视人员的安全。美制飞机在飞行员作为后面有一块铁板,可以起保护作用。在美国受训时安全第一,飞机其次,不行就跳伞。如果在国内,非在不得已情况下,绝不能跳伞逃生,否则是不会被人原谅的。因为人有的是,飞机我们就不会做嘛。

  初级和中级不分科,到了高级班则分轰炸和驱逐两科。空军官校从十二期起派人到美国受训,到美国后才分科。我是第十五期官校生,是第六批赴美受训的。第一、二、三批属第十二、十三、十四期,第四、五、六批都是第十五期。后来还有第十六、十七、十八期,到了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就胜利了,其他如第二十三、二十四期还在赴美途中。通常每三个月送出一批,到了第二十四期就全部结束了。

  留美官校生由一位领队带领,在美国由毛邦初负责,国内则由周至柔主管。留美生的训练前后共一年多,空军官校原来定制为三年。刚进官校时是下士,到了高级班就晋升上士,毕业时就是准尉了,不过,国内当时还没有准尉的官衔。在国内零用钱是按下士或上士的官阶计算的,但是钱很少。到了美国就大不相同,每月有零用钱五十美元,很不错了,而且膳食和住宿都是免费的。

  空军官校的膳食非常好,很丰富,当时称为“高空伙食”。因为拨出的经费较多,可以按照所需的蛋白和卡路里来推算青菜和肉类的分量,按青菜和肉类的市价计算膳食费用。一般来说,“高空伙食”费用约为普通士兵伙食的三至四倍,可见空军官校生是备极优待的。

        美国受训

  在国内完成基本训练后,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前往美国受训。大伙从昆明出发,飞跃驼峰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到二月三十日才转乘火车到孟买,然后乘坐玛莉·坡萨号(Mary Posa)轮船赴美,这艘船相当大,有一万八千吨,船尾还有一门大炮。据说船上有很多英军,还有十名意大利俘虏,听说都是将军。此外,有波兰军队九百四十二名。轮船穿过印度洋,再南行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才到达英国,英国士兵就下船了,但意大利俘虏仍留在船上,听说要把他们送往加拿大。因为害怕遇到德国潜艇,晚上厲行灯火管制,有时还在船上演习。但是,一路都很平静,沿途并未发生任何险象。前后四十二天才到纽约,已经是四月九日。大家松了一口气,心情很兴奋。

  接着乘坐火车横跨美国,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Phoenix),于四月十四日才终于抵达目的地。出国时是五六个人,或八九个人一起走,所以第六批的六十四个学员,就分坐五艘不同的船,并非大伙一起出国的。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只要船上有空位,就马上上船,以便争取时间,尽早前往美国,无法等候一起出发了。训练完成后,回国时也是分批回来,并无专门的船只接送回国。

  训练基地在凤凰城附近,其中初级班是在威廉斯机场(Williams Field)上课,当时使用PT-17双翼练习机。中级班则在马拉纳机场(Marana Field)受训,改用BT-13单翼练习机。到了高级班才分科,驱逐机组到卢克机场(Luke Field)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使用AT-5型飞机。

  初级班规定每人练习飞行六十四小时,中级和高级班都是六十小时,必须飞行二百小时才能毕业,比一般训练班的要求高出一倍。训练课程很多,生活极为紧张。有时要增加夜间飞行项目,第二天还得清早起床,结果常常睡眠不足,在飞机上也感到疲倦不堪,只得闭目养神,或拼命拧自己的大腿,以防在驾驶盘上睡着,闯了大祸。其实训练课程也不算很难,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工多艺熟而已。

  在训练期间,多半是半天上课,半天联系飞行。班上共二十多个人,分为两组,一组讲授学科课程时,另一组便联系飞行。每组有一个队长,由学生自己选出。

  教官都说英语,大家的听力有问题,不得不依赖翻译。通常每班有两位翻译官,一位来自国内,另一位是从当地侨社聘请的。班上最好的以为翻译官名叫张学森,是张学良的弟弟。他自费赴美学习航空,后来太平洋战事爆发,无法回国,就流落异乡。训练班成立后,他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以为出色的翻译官。同时,还有一些前几期的毕业生留下来,在那里当了教官。此外,美军中也有一些华裔,可以帮忙。抗战爆发后,有不少华侨回国参军救国,其中投身空军的也不大乏人。这些人对解决当时的翻译问题作出极大贡献。

  回国参加作战后,大家在基地内讲话仍用英语,尤其是一些简单用语,例如起飞,降落等,不仅飞行员试用英语,塔台也说英语。

  美国空军在训练期间,一百人中总会发生一些摔机事故,但是,第六批留美受训的学院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而且成绩优异,毕业时得到一项特别奖,每人获得一枚奖章。

  第六批赴美学院成绩好,失事率低,也许与他们的学历较高有点关系。十五期也有三分之二是大学生,也有些是军校生。军校是高中水平,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军校。其实飞行与学历高低也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主要看有没有从事飞行的细胞。比如有些人很有音乐细胞,自然容易引人入胜,使人有绕梁三日之感。

  在美国受训,历时一年多,除了学习飞行外,还学跳伞、投弹、实弹打靶、空中射击、飞靶射击等,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在四十年代,凤凰城的大旅社、大饭店已自动开放,让华人进内用餐,打破了从前的华洋界限,增加了社交的机会。我们与当地侨社有交往,使受训学院的生活较为丰富,减少了一些乡愁。

        回国杀敌

  一年后训练结束,一九四三年底在43J班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但是,还要参加作战训练班(Operation Training Unit),练习使用P-40驱逐机。这时大家都归心似箭,争取尽快回国,参加救国大业。结果再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乘船离开洛杉矶,取道太平洋回国。回国时也分很多批,十五期第六批的同学原来计划十一人一起走,但是,后来有三人先行离美。我在第二组,是四个人一起乘船回国的。在返抵国门前,我们在印度与其他同学聚首,逗留一段时间才一起回国。

  这时交通工具仍然非常缺乏,安排很不容易。回国时乘坐自由轮(Liberty)运输船,船上还载了三五架飞机,一同运回我国。运输船没有客房,他们临时在甲板上用木板盖了一个小房子,给回国的人员使用。这种房子非常简陋,人民戏称为“狗屋”(dog house)。当时生怕遇上日本战舰拦截,船队由十八艘船舰组成,还有几艘军舰护航,以免战略物资落入敌人之手。船队迂回向南太平洋航行,从澳洲北面经过,好不容易才在七月五日到达印度,转承火车前往卡拉奇(Karachi,当时属印度,现归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在印度逗留了相当长一段日子,参加专为归国官校生开办的补充训练班(Replacement Training Unit),接受二十二小时的P-40熟悉飞行训练,作为正式参加中美空军混合团编制的准备。其实训练营也没有新东西,不外是编队飞行、投弹等项目。

  卡拉奇城外的马利尔(Malir)空军基地是美国向英国租借的,面积很大,设备齐全,飞机很多。在那里逗留两个多月,才起程回国。乘运输机到达昆明,当天恰巧是中秋节,月圆如镜。每逢佳节倍思亲,使刚踏入国门的游子特别感到温馨。

        中美空军混合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正式向部队报到,立刻派往湖南芷江空军基地,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五大队的美方大队长是丹宁上校(Col. John Dunning),中方大队长为张唐天上校。五大队下辖四个中队,按照编制应拥有驱逐机七十二架。但是,作战时经常有损失,有些完全报废,有些需要修理,因此,常常不足数额。

  混合团的人员在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但归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把指挥权委托给他们。美方的温斯洛·摩斯上校(Col. Winslow Morse)是混合团司令,中方有一个副司令,就是徐焕升中校。

  美方大队长比较主动,他们的情报较多,通讯设备也齐备,因此,通常由他们向大家做简报,并作出决定;中方的大队长或中队长就发号施令,安排人员,指定谁当领头人,谁是僚机。双方人员合作无间,相当融洽,绝少发生摩擦,与派往缅甸的远征军的情况不同。抗战期间局势紧张,美国人争着要表现,中国飞行员也不想丢脸,大家抢着出任务,不甘后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

  美国飞行员和优秀,勇于承担任务,常常抢先出击。有时出现不易解答的疑难困难,他们常常一马当先,抢先解决。记得有一次,大家不敢确定飞机能否携带一千磅的炸弹,他们就抢先做试验,发现只可以带一枚,大家就知道如何取舍了。当时的P-40大概只有七八千磅重,而且机翼很短,因此,只能带一枚这种巨型炸弹。

  混合团的驱逐机是清一色的美制飞机,初期多数是P-40,稍后有较新的P-40N。一九四四年冬来了更新式的P-51野马式(Mustang)驱逐机,当时最初数量有限,第五大队要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开始接收。P-51配备油压系统,飞起来轻松如意,非常舒服,而且容易操纵、航程较远、速度较快、火力更猛,机身构造坚固,比日本飞机优越多了。而且,爬升和转弯稍为慢些,是美中不足。因此,大家采取陈纳德的一击战术,面对面打了就走,不要回头,决不缠斗,以便充分利用飞机速度快的优点。结果非常成功,造成日军伤亡累累、闻风丧胆,抗战后期机会根本不敢迎战了。

  五大队大多数是中国飞行员,也有一些美国人。飞机是共用的,但是,宿舍是分开的,中美人员的伙食也不同。基本上作战是混合的,行政是分开的,颁发奖金、薪水也是由中美双方分别办理,地勤人员中美双方都有,飞机有毛病时就交给一个机械士,由他负责修理。事实上飞机多数由中国机械士进行修理,他们是在国内训练的,有些是机械学校毕业生,但是,高级机械士都曾在美国受训。他们当中也有很多都是美籍华裔,属于美国派来的地勤大队。

  大队的作战人员分为两组,每日中午交班。担任下午警戒的一组,接着担任第二天上午的警戒,也就是说,担任警戒一天,就休息一天。在警戒的时候,随时会派遣任务。出任务时常常是两小队中国飞行员和两小队美员,混合团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人,作战官也多数是美国人,作战计划一般由他们策划。不过,中美双方都承认混合团人员的战绩,双方都颁发勋章。中方人员的薪水是中国政府发给的,按照中国空军的薪给分发,但有飞机加给。美国人的薪给不同,他们拿的是美国薪水,肯定较高,究竟多少美元就不得而知了。

  团里的伙食按照中国的标准,营养成分很高,在战时的中国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战略物资特大致充足,弹药基本上都不虞缺乏,但是汽油供应时有短缺。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三大队推出芷江,北移四川梁山,芷江改由五大队进驻。芷江基地相当大,是五大队的主要前沿基地。五大队有四个中队,按照编制应有七十二架飞机;有时B-25轰炸机也会进驻芷江,例如一〇四中队就来过,以便轰炸敌人的前方基地。同时第一大队四中队和三中队各派出两架B-25轰炸机,组成第三十四特遣队,常驻芷江。一九四四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八九月间向湘西猛攻,通过衡阳,沿湘江河谷推进,进攻芷江,企图夺取这个重要的空军基地。九月间的情况极端严重,日军已打到芷江附近的宝庆,离芷江很近。当时五大队的任务很重,如果侦察兵发现敌军、卡车或运输队移动,就马上报告,立刻出动飞机攻击。哪里有日本飞机的踪迹,就立马去打。这时大队在一个月内共出任务超过一百次,有时每人每天要出击两回。一般派出的任务约三小时,例如从芷江去衡阳或汉口,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回来,南昌、九江大概要三个小时。但是,如果去南京、上海,往往需要五六多个小时,超过四小时,就要挂副油箱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由于情况紧急,芷江有陷落的危险,于是匆忙把一些与作战无多大关系的人员撤往恩施,其中包括九十三名美国人、六十二名中国人员。后来日军改为进攻桂林,芷江的危险才得解除。

  我在十一月才到达芷江,一号作战对芷江的攻势已经结束。向五大队报到后,稍事休息,便披起战衣,匆匆出战。这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破坏各地的水陆交通线和机场,摧毁公路、铁路、卡车和火车,切断敌人的战略物资供应链,并打击其调动部队的能力。此外,我们还经常负责掩护B-25和B-24轰炸机或C-47运输机出任务。我们的作战范围也从湖南扩展到广西及桂林黔边境,支援我方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

        险象环生 屡立战功

  记得我第一次出战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十六架P-40攻击衡阳至湘潭公路。

  十一月二十四日则飞往湘江,在湘潭至湘阴一带扫荡敌人的船只。这天也是出动十六架P-40,在威尔克斯少校(Major J.C.Willcox)率领下飞向目的地,在那里搜索,并未发现任何重大目标,结果改向益阳飞去,猛炸那里的水上交通工具,如木船、驳船、舢板,也算颇有收获。但是,大伙返回芷江时,两架P-40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其中一架又俞扬和驾驶,两机破损颇大,可说美中不足。

  十二月三日奉命出击衡阳机场,十五架P-40在拉姆齐少校(Maj. G. W Ramsey)率领下从芷江飞出,但是拉姆齐起飞时引擎发生故障,结果立刻迫降,未能出战,是役指挥任务改由乔伊纳上尉(Lt. W. H. Joyner)负责。我们一起浩浩荡荡直扑衡阳机场,但是只看到一架飞机,立刻投下燃烧弹,把它报销了。接着连番扫射,摧毁附近几个高射炮阵地,功德圆满,便改往北飞。我们沿着公路展开猛烈扫射,一直到湘潭才停止。沿途不少卡车、军需品和建筑物,一概都在攻击之列。

  然而,汤马斯中尉(1st Lt. W.C.Thomas)在衡阳附近扫射卡车时,被敌人炮火击中,飞机冒出浓烟,随即向下俯冲,卢誉标中尉发现后,一直紧跟不舍,直至汤马斯跳伞逃生,仍然在空中继续观察,以便确定他落地的确实地点,给予援手。不料飞了一阵子后,竟然不办东西,迷失了放心。后来在一个小镇上空兜圈子,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给他一点指示,可惜完全落空了。这时赫然发现汽油即将耗尽,不得已立即紧急迫降。幸亏在武冈附近下地时,他竟然丝毫无损,飞机却报废了。四天后安全返回基地。命运耶?奇迹耶?只有苍天晓得。

  十二月十日,队部决定轰炸新市、长沙、湘潭等地的交通线,十七和二十七两个中队携手出击,派出十四架P-40,原来指定威尔科克斯少校领导,由于飞机出现故障,赶快折回基地,改由乔伊纳上尉指挥。我们循粤汉铁路沿线北飞,直抵新市,随即飞长沙;稍后转向湘江搜索敌人踪迹,炸射敌军船只。此役非常成功,在铁路沿线击毁、击伤很多卡车。由于主要目标全部命中,炸毁火车十多节、毁坏木船五十余艘,获颁彤弓奖章,并发给奖金三千元。不过,那时法币贬值很快,奖金发下来时只够买一条香烟而已。

        湘西会战

  另一方面,一九四五年初是最动人心弦的时节,因为抗战进入了高潮,带来一举击败敌人、和平在望的憧憬。这时日军进攻芷江已如箭在弦,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到了三四月间,我们天天出动,重拳攻击敌人在宝庆、衡阳和长沙三角地带所有水陆交通枢纽、铁路桥梁和机场。例如三月八日我们炸射岳阳的火车站,三月二十八日,轰炸汉口、武昌和白螺矶的机场。三月三十日则轰炸南雄和南安的公路。

  四月九日,日军果然开始在宝庆(今名邵阳)轰动,第二天我们就在空中发现敌军在资水架设军用浮桥,准备渡江了。这是暴风雨来临前夕,然而,我们早有预感,并不觉得突然,反而期待快点爆发,痛快地一举击溃敌人。日军从益阳、宝庆和新宁分三路向西迈进,企图夺取芷江空军基地。三路日军沿宝庆至洞口公路的中线为主轴,战事最为猛烈。在湘西会战爆发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惊涛骇浪之中。②

  四月十二日,我奉命掩护十四航空大队部三〇八轰炸大队九架B-24重轰炸机前往攻击武昌机场。接着敌人终于在十四日强渡资水,我们翌日立刻出战,十七中队在这天先派出五个编队攻击入侵之敌。四月十五日清早我跟随六架P-51出击宝庆,以公路桥梁为主要目标,全力抗击日军的进攻,结果不负所望,投下两枚子弹,命中一座桥梁,还摧毁了附近几栋建筑物,火光熊熊、浓烟冲天,叫人鼓掌称庆。中午再次出动,轰炸宝庆靠近资水的仓库。稍后再派出三个编队,同样以敌军仓库为目标,以期切断敌人的战略物资供应链。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敌人向西推进,我们恢复轰炸交通要道,尤其是公路桥梁。这天中午派出四架P-51,由麦肯齐中尉(1st Lt. Mckenzie)率领,飞往炸射新化和永丰至宝庆的公路,阻绝敌军的进攻。我们在距离新化约十四英里处看见我陆军兄弟放置的白色“T”标志,还有一方红旗,指示我们向标志所指的方向飞去,轰炸树林里的敌人。我们急忙低空投弹,并连番扫射。但见敌人四处逃跑、嚎啕大叫,丑态毕露。此外,还有另一个标志指向几栋建筑物,我们连忙向那个方向投弹,结果火舌熊熊、浓烟冲天,可见最近陆空两军建立联络制度后,我们与地面的兄弟紧密合作,按照他们的指示,立马可以执行精准轰炸,其效果真有出人意表之妙,此刻我们的P-51立刻从驱逐机变成轰炸机了。稍后再次出动,奉派轰炸宝庆和衡阳之间的演陂桥,也一举把它摧毁了。感谢美国派来的联络/通讯官韦斯特上尉(Capt. West)为我们带来了新创的联络/通讯办法,他亲自建立了九个无线电通讯小队,派往我陆军的最前线,告诉我们攻击的确实位置,从而可以执行精准轰炸,效果极佳,大家非常高兴。美国朋友用的是洋法,需要昂贵的无线电设备,我国一穷二白,自然办不到,可是我陆军使用土法,效果也不错,土、洋结合,天衣无缝,真是各显神通了。

  四月十七日,我们飞往宝庆至洞口公路展开扫荡,发现陆军放置了指向树林的布条标志,立刻朝那里投弹,并且连番扫射。四月十九日,再次奉命前往该地进行侦查和扫荡。到了岩口铺才看见指示标志,发现六十至八十名日军急忙躲起来,立刻投下汽油燃烧弹。四月二十日,我随一个四架P-51的编队飞到岩口铺进行侦查,在附近一个树林里看到指示标志,随即急忙投弹,还摧毁了几栋建筑物。在岩口铺的东北有一间庙宇,看来是敌人的哨所,二话不说,立刻把它炸毁。到了四月底,日军渐渐不支,战事稍为松弛了一点。

        全面改採攻势

  但是,五月初形势大变,我军改变初期采取防御策略,于五月八日改採攻势,开始全线反攻。但是,空军得风气之先,早几天就改变方针,采取攻势了。不过这时空军化整为零,很少派出大编队,多数派出由两三架飞机组成小编队,否则,人力不胜负荷嘛。这种新措施,使我们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令敌人疲于奔命。由于日军没有空军保护,彻底暴露在我空军的火网下,遭遇我军攻击时,无地可逃,大部分躲在树林里。因此,我们经常使用汽油燃烧弹,一下子把鬼子烧成焦炭,非常管用。进入反攻阶段后,作战参谋下达的目标都改为“攻击侦查”,强调与前线陆军协调,合力攻击敌人,一切改期摧毁交通线的防守策略。

  五月五日我随两架P-51飞往回龙桥地区,是役目标正是“攻击侦查”。到达后看到陆军放置的标志指向树林,离开代号为“Scurvey”的无线电联络小队仅四百码左右,为了避免误伤战友,投弹时必须特别小心,幸亏全部命中,第二天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十七中队这天派出六个编队,到处追杀敌人。这天我参与汤马斯中尉率领的编队,与两家P-51和一架F-6战机一起飞往洞口,立刻与“Scurvey”通话,只好飞去联系“Scalding”小队。按照他们的指示,就在那里投弹,摧毁了一个机关枪阵地和一些散兵坑,使用了汽油燃烧弹,着地后火焰迅速向四周蔓延,在极大面积猛烈燃烧,鬼子纷纷狼狈逃命,我们趁机扫射,杀伤鬼子不少。

  五月八日指挥部正式下达全线反攻命令,大家知道好戏马上来临了。从这天起至五月十五日战事进入高峰,我们每天都有任务,而且可能一天出战四五次。这时战斗十分激烈,基本上以扫荡宝庆至洞口公路上的中路日军为主,其中尤以洞口和放洞两地爆发的战斗最为激烈,鬼哭神号,杀声震天。放洞当时只是个小村庄,有几百户人家,与洞口相距约14英里,在五月里成为混合团天天光顾之地。洞口地势较开朗,附近水田不少,还有些村庄,村民都跑光了,成为日军藏身之所。附近有些小山头,经过不断轰炸,变化一片焦黑。山坡下很多树林,常有敌军在那里躲藏。我们每天飞去轰炸据禑顽抗的敌军,有时同一天在一百架次以上,全力歼灭日军。

  洞口一带的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难分,一不小心就会误打友军。因此,大家战战兢兢,只有得到通讯小队指示时,才敢投弹。五月八日下午,我跟随汤马斯中尉领导的编队,三架P-51一同飞去洞口,作战参谋明确指示,这是空军配合陆军发动攻击的协同行动,到达那里后必须立刻联系“Scurvey”小队,由他们指示攻击低点。按照通讯小队的讯息,我们马上轰炸附近日军据守的山坡,弹落点十分准确,圆满达成任务。第二天我和彭西尔中尉(Lt. Pensyl)一道,向山门飞去,协助新化附近的陆军兄弟攻击敌人。日军据点离开“Safety”小队所在地只有一英里半。我们完成轰炸任务后,立刻飞往白马山,在该处的“Lockjaw”小队请求我们多派飞机。科室,我们无法与“Scalding”小队联络上,只得飞回芷江。

  经过我们与陆军的不断努力,五月十五日终于把敌军驱逐出放洞,接触了芷江之围,但是,有些地点仍继续战斗,要到六月七日湘西会战才算全面结束。不久,由于第五大队在湘西会战中发挥重大作用,表现优异,获得混合团司令部表扬。

  抗战八年,可歌可泣的事太多了,使人难忘的要算不幸中弹和跳伞逃生的动人故事。记得一九四五年四月许志俭在湘阴被敌人炮火击中,紧急跳伞,幸而得到游击队救助,一个月后才回基地。陈海泉同样被地面炮火击中,也跳伞逃生。吴国梁的飞机被击中起火,幸而跳伞时在我方阵地降落,有惊无险。此外,俞扬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同一天里两次出事,但是竟然死里逃生,丝毫无损,简直像个神话故事。他在上午出击时,飞机中十七弹,在芷江紧急降落,当天下午又开另一架P-40出战,不幸再次被敌人炮火击中,飞机被毁,马上跳伞,一点没有受伤,步行返回芷江基地,真可说是奇迹。

  此外,一九四五年初,我在一次出击时差点铸成大错。本来出任务前已经说明,配备的二百五十磅炸弹使用瞬发引信,要特别小心。普通引信,一般延迟七秒才爆炸,炸弹钻进底下,穿透进去后才会爆炸,因此,投弹后较易脱离危险区。但是,瞬发引信就千万要小心,必须离地四千五百英尺以上才能投弹,并且投弹后应,马上脱离三千五百尺外,方为安全。但是,那天出发后,我花了十来分钟,仍无法找到预定目标,相当苦恼。后来终于找到目标,欢喜若狂,什么都忘记了,在低空投弹。炸弹下去后,才想起这是瞬发引信,知道犯了大错,立刻把油门加满,拼命往前冲,一声轰然巨响,飞机为之震动,摇摇欲坠,幸亏安然脱离,有惊无险,按时返航;但是,当时实在是捏了一把冷汗。返回基地后一看,发现飞机的尾巴有十几个大洞。过几天,一个刚到队报道的美国飞行员轰炸桥梁时,逃避不及,结果机毁人亡,非常可惜。事故之多,真是罄笔难书。

        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混合团的任务大功告成,九月便正式撤销。美国同袍欣然回国,两年多的战友功成身退,大家依依惜别。混合团的中国飞行员马上恢复了中国空军的编制,原属混合团第五大队的人员仍然编入五大队,番号完全不变。

  战事结束后,我调到杭州笕桥航校当教官,任教三年后再调往南京总部。一九四九年大陆易手,从南京把教练机开到台湾。在部队呆了一段时候,一九六四年退役。

  一九八五年离开台湾,到了美国,在休士顿安度余年;但是,每当翻开发黄的旧照片,回想抗战时期在祖国长空追杀日寇的情景,还是激动不已。

注释:

①陈怀民。浙江慈溪县人,空军四大队二十三中队飞行员,在“四二九”武汉空战中,仅五分钟便击落一架敌机,接着被五架96式日机围攻,他的伊-152战斗机中弹,情势极端危急,便奋不顾身,把座机撞向敌人的96式战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一岁。参见陈应明、廖新华编著:《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二〇〇六,页八二。

②一九四五年初就盛传日军企图夺取芷江,将发动湘西会战。我方早有准备,并指示何应钦上将在溆浦设立指挥部,以便就近筹划,统一指挥,同时制定应战计划,坚决抵抗。我军计划以第四方面军为主,第三方面军为辅,由王耀武将军负责指挥。我方九个军二十六个师,二十多万大军在湘西枕戈待旦,其中尤以第七十四军和七十三军为主力,稍后并且从缅甸空运新六军前来助阵,保卫芷江空军基地。敌军在四月九日开始蠢动,计划分三路进攻湘西。在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的配合下,日以继夜奋力轰炸,日军伤亡惨重,至四月底渐渐不支。我军在五月八日全面反攻,至五月中日军基本上撤回宝庆,六月七日湘西会战全面结束,成为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此后日军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战役了。湘西会战的胜利,五大队居功至伟,也是中美空军混合团最漂亮的一役。参看中国第二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湘西会战篇,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页一三四〇—一三八七;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二,下编,页九四八—九六一;《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页三八八—三八九;又参看梁道明:《击溃了犯湘西 敌军——五大队队保卫湘西之战》,《中国的空军》第八十五期,一九四五,页一一七—一一九,又《湘西会战中的五大队》,第八十七期,一九四五,页五—八;Carl Molesworth, Wing to Wing:Air Combat in China, 1943-45, New York:Orion Books, 1990, PP. 15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