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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走出体制,反思文革与其他
发布时间:2019-04-27 11:22:58 浏览次数:489

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3月10日

文/米鹤都

       中国开国十大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去年逝世,但他留下的访谈录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陈小鲁经历文革后多次反思,不再说违心话。但60年代中期前后事件后,他的说话被扭曲为支持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因此赵的罪名加深,让他懊恼终生。

       近日由米鹤都编撰的《对话陈小鲁》(香港睿天文化出版社)——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之十在香港面世。此书在陈小鲁辞世周年之际,带来看点。

       陈小鲁原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表于二零一一年。作者米鹤都于二零一五年秋开始再次对陈小鲁进行访谈,增添了之前缺失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他以其特殊身份来谈父亲陈毅与岳父粟裕的恩恩怨怨,还有他带领北京八中的老三届们反思文革、向师长们集体道歉,以及关于他是「中国首富」等的种种传闻,在这部书中,陈小鲁都做了正面的响应和说明。

       这部口述史中,陈小鲁特别谈到文革对他的影响:「我一生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它对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响,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的体制和弊病。我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这些认识的起源都可以寻到文化大革命。比如说经历了文革中那种跟风整人之后,从一九七五年批邓开始,我就决心不再说违心的话了。因此,我离开了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野战军,之后转业、下海、走出体制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共产党的干部现在就缺乏人格,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没有自己的人格。这个差别,根源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过反思。」

       按照陈小鲁的说法,他一生有多次涉及命运的重大决定是与此相关的。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决定告别体制:「自文革之后,我就给自己确定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再做违心的事。」

       60年代中期前后,陈小鲁时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局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在「清查」中,中直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四下调查也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政改研究室在整个60年代中期前后期间,没有发现上街游行、写签名信和学生串联等等活动。以下是他的说话内容节录:

       在这过程中,中央下发了十九号文件,专门讲「动乱」的,同时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来解决赵紫阳问题。这个文件我看了,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我之所以说其中一半儿是假的,因为其中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内容。

       那还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八号,我到中南海去办点事情,在海里遇到了XXX。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大家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就停下来聊了起来。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酝酿绝食,矛盾趋于再度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最近形势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赵紫阳有可能保不住了。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

       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他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

       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健,这也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北京二十七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

       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要说赵紫阳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好处理,因为他不牵扯到什么山头。如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人家还有点投鼠忌器,对他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人家耀邦还有『团派』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了,好处理呗。」

       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平息了或许才能保住自己。」因为他已经公开讲了,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民主法治的轨道」这几个字,是我在学生游行后一次会上提出来,我说要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轻易动武。

       学生是爱国的,要肯定他们的动机。否则说人家是反革命,你还跟他对什么话呀?你跟他对话说,你们是反对中共的,你们不爱国,就没法往下谈了嘛。老邓说,这是动乱,但他的动乱讲的是少数人。老邓不能去做工作,他要转这个弯子也太难了。但是这两个说法之间,其实有一个红脸白脸的关系。

       我还说到:「共产党总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到了紫阳那儿就可以转一个弯子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紫阳不能够把学生的弯子转过来,这些话都平息不了动乱的话,就说明错了,他就可以下台了。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下去,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紫阳现在肯定在提法上不能再讲动乱,这样他才能做工作。可能在策略上,他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保持距离是为了工作,不是要打倒老邓。」

       遭朋友举报妄议中央

       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了,发小嘛,我也没有任何戒心,于是就聊得多了点,也深了点。谁知60年代中期刚过,人家坚持党性不徇私情,就向上面把我给举报了。这个朋友的老爹文革后是中央什么几老之一,人家「通天」啊。这时上面正找不到什么紫阳反老邓、分裂中央的有力证据,于是就抓住我的这些话了。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些并没有成为我的罪状。实际上,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也就是自由主义呗。慢慢的,这些话反而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但这却很蹊跷地成了赵紫阳的罪状!

       十九号文件讲:「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当时十九号文件我是看到了,看了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难受。中央文件当然没点我的名,但是你用了我的素材作为证据呀。我后来对他们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来核实一下这件事,怎么能就这么写入中央文件了呢?」

       这件事,也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的事,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这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呢?从常理上,五月八日,赵紫阳当时还是总书记,我这个人说话虽然直,但是还是有点分寸,我能这么一天到晚说总书记要下台吗?我确实不该这样妄议中央领导,说我犯「自由主义」我承认。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能把这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哪跟哪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这件事情,对于打倒赵紫阳是立了一功还是有了一过,我说不清楚。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话是他们找到的一根重磅的稻草。后来的确有人跟我说:「你看,要没你这句话,赵紫阳错误的份量就没那么重了,所以你是立了一功呀!」这件事儿实在是让我懊恼终生。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说,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赵在他的「五四讲话」中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这是他的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开始的说法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吧?再次,我说,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赵紫阳了。后来的事情,都是鲍彤传达的。我没法去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研究室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

       我还对杨尚昆讲了对十九号文件的意见。我说,我看到文件里批判赵紫阳和政改研究室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些话我是跟宋xx私下聊天谈的,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讲。我这个人习惯上总是喜欢对一些事情做些归纳,使其条理化,说完了人家觉得挺是回事儿的。结果这回惨了,让人家当成纲领策略之类的东西了。「三张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是犯了自由主义、妄议中央。但这个话跟赵紫阳没有关系呀,我没见过赵紫阳,我也没有跟赵紫阳说过,这是第一。

       第二个,在研究室室内,我也没有跟老鲍谈过这个话,跟鲍彤无关。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

       第三,最主要的是,这些话是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个判断,而不是政改研究室经过研究提出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也就是说红脸白脸,和平地平息学运,而不是像他们说的什么拥赵倒邓,这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是我要负责任的,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室的问题,更谈不上是赵紫阳的问题。

       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一次,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什么的。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问我没有什么意义。」尚昆当时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尚昆对我「很失望,白浪费了一个多小时」。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我还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其实,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无稽之谈。

       谁知清查结束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风波前『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

       然后,上面就二次派来工作组,由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吴云飞亲自来调查,同时还兼有调查前任工作组立场的任务。他们坚持的原则是「动乱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暗指政改研究室。60年代中期前后的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第二个工作组也不了了之,最后就是没有任何正式结论。但无论如何,当然就是要把政改研究室的编制撤销。这期间,除了犯「自由主义」外,我没有其他的错误,没有受处分,而且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这期间,我也开始认真考虑我的后半生了。

       没有汲取文革的教训

       那时,我一直在想,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的没有接受教训。都到了这年头了,还是使用这种手段。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但是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像张学良似的,有意思吗?而且,怎么经过文革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打这种小报告呀,什么人品呀?!总之,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难受。

       我觉得像我这种人,老有点独立的思想,老爱发点议论,而这个议论跟领导的意图往往不大一样,这样的人是不大适合在中央工作的。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我觉得我是不大适应这个体制的。我虽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仍然是带有烙印的,好像你就是赵紫阳的人了,人家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这期间中组部的一个领导也跟我谈过,他开始就说:哎呀,你放心,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没什么内幕。

       我感觉实在没法奉陪了,终于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不仅告别了军队,也告别了体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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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陈小鲁的一生,在他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好像都充斥着争议:褒与贬,毁或誉,而且还是那样的鲜明。因此,他能否在历史上留下清名也未可知,但是在人格与权贵利益面前选边站的时候,像他这样做抉择的红二代毕竟凤毛麟角。也许,这就是他的命定。还是那句老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了解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镜像,请读《对话陈小鲁》。